试论申请执行时效的立法缺陷、成因及完善
兼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修改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实践中，常有当事人因各种情况，不能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但依据《民法通则》诉讼时效规定，当事人实体权利确实未超过诉讼时效，仍然还在受《民法通则》保护范围。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法院通常做法是不予受理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案件，这样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容易引起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发生争执，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笔者想通过对申请执行期限的立法缺陷及其成因、确立相应的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修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该条文修改后的表述进行试论。
一、剖析申请执行期限立法缺陷及其成因。
1、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法律规定发生冲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而《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诉讼时效，它为二年，另一种是特殊诉讼时效，它随案件性质不同而决定，比如，身体受到伤害的为一年，技术进出口合同纠纷为四年。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造成丧失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机会，但又存在着实体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限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就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此时，当事人若向法院撤回起诉，将会重新获得诉讼时效，比如技术进出口合同当事人又可引得四年诉讼时效，受法律保护期限明显延长了。恰恰相反，经过法院裁决确认的案件，却因申请执行期限限制，反而缩短了法律保护期限。显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对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确实限制了《民法通则》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时效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又不能重新起诉，法院也不予受理，因为法院是不能依据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裁决。这样，在债权保护问题上，申请执行期限和诉讼时效规定就发生冲突。究其实质原因是，在于《民事诉讼法》立法时没有引起立法者的足够注意，即没有从实体法诉讼时效这一立法原意出发而造成的。
2、在民事诉讼体制中，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这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足。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诉讼程序上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这就造成各地法院做法有所不同，有的法院是口头告知，有的法院是书面告知，有的法院甚至根本不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在诉讼程序上不加规范，容易使当事人延误了申请执行期限，产生该弊端的原因是：(1)、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是造成延误申请执行期限的根本原因。很大一部份当事人不懂得申请执行期限是法律期限，认为起诉时已向法院主张权利，当然应由法院负责执行完成。其观点认为向法院起诉就是为了兑现实体权利，而不是简单为了一份法律文书或讨个说法，况且起诉时，就已主张要求法院执行兑现其合法权益。因此，当事人主观上容易形成无需申请执行的概念。(2)、多年来，由于法院形成移送执行的习惯，容易致使当事人误认为，只要法律文书生效了，法院就得负责执行兑现。(3)、当事人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认识不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当事人容易理解为即使不申请执行，也会由审判员移送执行。(4)、办案人员在送达法律文书时，一般不告知当事人申请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或告诉不清，当事人没有认清不申请执行的法律后果。因此，在民事诉讼程序上，没有确立申请执行告知制度，不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3、《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没有严格区别规定，当事人容易混淆，法院也不易具体操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从该法条看，产生民事执行程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申请执行，另一种是移送执行，但无法辨别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区别情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7月18日对此作出了规定，即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般应由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民事制裁决定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由审判庭移送执行机构执行。但该规定是法院内部的司法解释，很少当事人懂得有此规定，除此之外，《民事诉讼法》没有更具体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普法推广。因此，当事人往往容易理解为审判人员应当移送执行，当事人在超过法定申请期限时，却把责任推给审判人员，责怪其未予办理移送执行，引起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产生纷争，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4、《民事诉讼法》对申请执行的形式未予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申请执行一般使用书面形式，有的当事人由于法制观念、文化知识水平限制，以口头形式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是否允许或认可，这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习惯做法，大多数法院是责成当事人提供书面材料，少数法院有受理以口头形式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申请形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当事人超过申请执行期限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的情况，法院难以掌握和认定。如果法院认可口头申请执行形式存在，那么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时，就明确提出要求法院审判、并予以执行兑现其合法权益，这是否寓意着已向法院主张申请执行，能否认定起诉主张则是申请执行主张的延伸，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此，在法律上明确申请执行的形式，有其一定的司法意义。
5、未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在司法实践中，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客观上影响了当事人申请执行，造成申请执行期限的延误，这就需要法院确认申请执行时效发生中止情况，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有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了，申请执行时效才继续计算。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暂缓立案，要求保留申请执行权，法院通常做法是予以登记备案，并发放暂缓执行立案通知书，这就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应重新计算。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没有对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作出具体规定，法院登记备案、暂缓执行立案的做法，显然缺乏了法律依据，对于申请执行中止、中断的认定法院也难以操作。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才会进一步推动法院执行工作，改善法院执行工作被动状态。因此，推行上述制度，具有现实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放宽当事人合理的申请执行期限，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为了当事人能正确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诉讼程序上，应确立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它可以通过在判决书、调解书中写明告知，也可以在文书生效后签注时告知，其内容主要为，申请执行方式、期限及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后者做法应列为程序上的一个环节，予以送达。实行上述做法有三个方面的益处。(1)、简化执行程序，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告知了当事人不自觉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相当于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它可以避免因执行通知规定的履行期限与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限不相符的弊端，又可避免诚心逃避执行的人员进行逃匿现象，还可以避免因执行通知书无法送达而影响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2)、避免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发生争执。当事人在告知后逾期不申请执行，视为放弃，可不予执行，就此结案，不至于发生超过期限而责怪法官情况，避免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发生冲突，确保司法严肃性。(3)、促进审判与执行工作关系的协调，提高法院整体工作效率。因此，在判决或调解文书中写明申请执行的期限、方式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或者在签注生效文书时，书面告知申请执行期限、方式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并予送达，这是确实、可行的。只有建立了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才可以为人民法院在开展执行工作中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提供有力依据，避免当事人因延误申请期限而造成不应有损失的发生，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严格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民事案件移送执行，它是指审判人员在其制作的法律文书生效后，无需当事人申请而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需要，依职权直接将生效法律文书交付执行组织机构，提请强制执行的行为。由于案件移送执行情况在《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具体规定，当事人无法辨别案件是否属于移送，这很大程度要看审判人员责任心强不强。因而，容易导致当事人与法官发生冲突，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就需要从程序法上建立、健全民事案件移送制度，严格区别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即具体规定了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由审判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移送执行。此外，还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1)、在判决书或调解书尾部写明本案是否属于移送范围及提起执行的方式、期限和法律后果。(2)、审判人员在限期内做好移送执行工作。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文书尾部完全可以推行改革，其内容可这样写明，“本案发生法律效力后，在履行期限届满时起十五日内，由本案的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xxx）向本院执行部门移送执行，即而发生执行法律程序”，这样可以达到进一步规范民事案件执行移送制度，以消除当事人对两者混淆和认识不清的情况。
3、确立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但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是不变期间，还是可变期间，以及是否存在中止、中断情形。有的法院习惯视申请执行期限为不变期间，这样做法，不利于解决民事纠纷，反而可能转化和扩大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事实上，存在着这样情况，一些被执行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申请执行期限内，主动与权利人协商达成还款计划，并且主动履行了部分义务，而到法定期限后则不再依协议或文书履行义务。此外还有，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情况等等，权利人向法院请求延长申请执行期限，且法院许可并予以登记备案。这些都涉及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问题，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加以解决。即在申请执行期限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当事人不能行使申请执行权利时，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权利人因提起申请执行，或双方协商同意延长履行期限，发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重新计算。
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修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与其它法律规定相一致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必须考虑《民事诉讼法》的申请执行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规定相一致原则，不能使两者相抵触，尽量避免发生法律冲突，这是修改的根本出发点。
2、充分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原则。首先，要避免权利人在合法的诉讼时效保护期限内，而丧失申请执行权利的情况存在，即解决申请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冲突问题。其次，要建立、健全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法律制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3、法律规定相对具体化、操作性要强的原则。即在立法修改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的方式、期限，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情形，以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使当事人有个明确具体的法律可以遵循，法院操作起来也较为容易。这样，才不会使当事人由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原因而丧失申请执行的机会，从而，使法律更加严密性。
4、前法优于后法、实体法优于程序法的原则。对于《民事诉讼法》申请执行期限的修改，应从《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的立法原意出发，避免与实体法产生冲突。因为实体法是调整实体法律关系的法规，而程序法是从程序上保障实体法贯彻实施的法规，两者相比较而言，前者是根本，后者是保障。因此，在修改时，应优先考虑《民法通则》的立法原意，并坚持前法优于后法、实体法优于程序法这一原则。
四、《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修改。
在遵循上述几个基本原则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可作如下修改：
（第一款）权利人申请执行，应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
（第二款）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内申请执行，逾期视为放弃。
（第三款）权利人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继续计算。
（第四款）权利人因提起申请执行或双方协商同意延长履行期限的，发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重新计算。
上述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 罗朝栋http://fjlcd.cctvt.com）
建设工程质保金的扣留问题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明确约定了建设工程质保金及保修期的，建设工程竣工完成后，双方当事人就工程价款进行结算，建设方支付工程价款时，建设工程保修期未届满的，建设方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扣留质保金，待合同约定保修期满后返还承包人。
2004年10月30日，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5年9月1日，宏利公司与华升公司签订《工程决算及付款协议书》，约定在决算结束及核对工作结束后，宏利公司如不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延期一天，每日违约金按所欠工程款的千分之一点五支付。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质保金741010.41元应否扣留的问题。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质量保证金为工程款的3%，宏利公司请求按5%扣除有悖于双方约定，不予支持。按合同约定，宏利公司可扣留质保金741010.41元。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双方结算完毕工程款付至结算款的97%，余款在保修期满一周内一次付清。《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中约定，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日期为2006年11月24日，因此，双方约定的保修期尚未全部届满，按约应扣留工程结算款的3%作为质保金。一审法院按照鉴定价款计算出应扣留的质保金为741010.41元，华升公司仅对该质保金是否应予扣留提出上诉，对质保金的数额，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均未提出异议，法院对一审法院计算出的应扣留的质保金为741010.41元予以确认。

二、案件来源
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8)宿中民一初字第00041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皖民四终字第00073号

三、基本案情
　　2004年3月18日，合肥欣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欣意公司）与华升公司签订一份《工程承包补充协议》（附则），约定由华升公司承包建设宿州市城隍庙商城一期工程，工期240天，华升公司垫资施工，在主体结构封顶时付完成工程量的80%工程款，以后每月按已完成工程量的80%支付等。2004年7月2日，欣意公司将上述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宏利公司。2004年7月1日，华升公司进入工地施工。2004年10月30日，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宏利公司将宿州市城隍庙商城A区4-8＃楼发包给华升公司施工建设，工程内容为框混6层，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资金自筹，工程承包范围包括招标范围内的土建、水电安装工程，计划于2005年9月15日竣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320天，中标价为25468000元。开工前一周向承包人预付合同价款的15%备料款，工程进度至二层封顶后每月按应付进度款20%逐次扣回。每月三十号前按审结的已完工程量的80%支付工程款，竣工验收合格付至合同价款的95%。一月内决算完毕，付至决算款的97%，余款在保修期满一周内一次付清等。2005年9月1日，宏利公司与华升公司签订《工程决算及付款协议书》，约定在决算结束及核对工作结束后，宏利公司如不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延期一天，每日违约金按所欠工程款的千分之一点五支付。
　　2004年12月13日，宏利公司向宿州市建筑业管理处缴纳4-8号楼劳保统筹费865000元。2005年9月7日，宏利公司代表人张磊乐与华升公司代表人胡召伦签署一份《城隍庙工程4-8＃楼工程决算中争议问题达成如下共识》，约定华升公司的分包项目管理费按13.413%计取。在该份《共识》中，双方签字后又手写增加了异地施工增加费按1.3%列入的条款。2006年11月24日，涉案工程竣工交付。2008年4月15日，华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宏利公司支付工程款7884823.0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4257802.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2008年6月3日，宏利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华升公司返还多付的工程款50万元（暂定，以实际审计数额为准）、赔偿违约金8194554元，并承担本案反诉费。
　　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委托安徽中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案所涉工程的工程造价及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往来工程款账目收付情况进行鉴定。2009年8月31日，安徽中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皖中信鉴字（2009）120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涉案工程造价为24227630元。以下费用共1611416元双方争议较大，建议由法院裁定，包括：（1）劳保基金823740元；（2）张磊乐代表宏利公司于2005年9月7日签署的《共识》涉及费用为492548元；（3）批腻子增加295128元，该项内容图纸未设计，但实际已做。2009年9月25日，安徽中信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往来工程款账目收付情况作出皖中信鉴字（2009）173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确认宏利公司已付工程款13985079.20元、赶工费34000元，宏利公司供材料款为5786248.35元，合计支付工程款19513081.31元。暂时无法确认2681914.20元，包括：（1）欣意公司代宏利公司转给华升公司的4笔85万元，仅有银行转账单，无华升公司收据；（2）宏利公司代华升公司付郑其材料款273214.20元，有发票及华升公司委托宏利公司付款的委托书，但华升公司出具了郑其本人未收到此款的说明；（3）宏利公司申报的其他暂时无法确认的工程款为1558700元，主要是华升公司有权签字领款人之外的其他相关人员出具的收条。2009年12月18日，安徽中信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一份补正函，认为宏利公司供应材料款应调增292246.24元。综上，鉴定单位确认宏利公司支付工程款合计为19805327.55元。
　　另查明：2005年5月28日，华升公司与孟林签订合同，约定由华升公司将宿州城隍庙商住楼4-8＃楼的防水工程交孟林承包施工，包工包料，付款方式为每栋楼防水工程结束后，预结工程款的85%，5栋楼防水工程结束验收合格后，付工程总款的95%，余款一年内付清。2005年5月20日，华升公司又与孟林签订一份供货合同，约定由孟林供应华升公司所需要的木门。2005年12月15日，华升公司与孟林、宏利公司签订一份《同意转款协议》，约定由宏利公司直接将孟林施工的宿州城隍庙4-8＃楼的防水工程款及提供的木门款项支付给孟林，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根据合同进行结算。随后，宏利公司陆续支付孟林防水工程款、木门款共665000元。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合同的履行问题。华升公司进驻工地施工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尚未签订，当时双方是按《工程承包补充协议》（附则）履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后，双方在施工过程中多次因为工程款的问题发生纠纷而停工。该两份合同均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有关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至于是按哪份合同履行，无法确定。
　　（二）关于工程量的问题。安徽中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案所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工程造价为24227630元。在暂时无法确定部分中，张磊乐签字部分应予认定，因为，在本案所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张磊乐多次代表宏利公司与华升公司交涉相关事宜，其有权代表宏利公司，故张磊乐代表宏利公司于2005年9月7日签署的《共识》涉及的费用应视为宏利公司同意支付。但是异地施工增加费是在双方当事人签字后手写添加的，无法证明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该笔费用314959元无法认定为宏利公司同意支付，应予以剔除。实际施工中，华升公司实施了批腻子的工作，宏利公司也提供了批腻子的材料，该项费用295128元应计入工程款。本案所涉劳保统筹款应计入工程款，鉴于宏利公司已实际支付，故不再另行计入。综上，本案所涉工程造价为24700347元。
　　（三）关于宏利公司已付工程款问题。安徽中信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往来工程款账目收付情况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确认宏利公司已付工程款13985079.20元、赶工费34000元，宏利公司供材料款为5494002.11元，合计支付工程款19513081.31元。在暂时无法确认款项中，欣意公司代宏利公司转给华升公司的4笔共85万元款项，虽然仅有银行转账单，无华升公司收据，华升公司称与其他已确认的款项重复，但所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应认定宏利公司已支付了该85万元工程款；宏利公司代华升公司付郑其材料款273214.20元，因郑其否认宏利公司已支付该笔款项，对该笔材料款不予确认；在其他无法确认的工程款中，宏利公司代华升公司支付孟林的防水工程款和木门款665000元，有华升公司与孟林的协议，华升公司、宏利公司及孟林三方签订的同意转款协议，孟林的收条佐证，应认定宏利公司支付了该笔费用；宏利公司支付的农民工工资，有农民工个人签字，且在华升公司提供的所列已确认宏利公司已支付农民工工资款项中，有三笔计765000元不是农民工工资，因此，宏利公司已付的57万元农民工工资应予认定；宏利公司已付的30万元工程款，一笔10万元、一笔20万元，有华升公司的收据并注明是汇款，但是双方均未提供相应的汇款凭证佐证，故对宏利公司支付的该两笔工程款不予认定。
　　（四）关于违约问题。经过对工程量及支付工程款情况的鉴定，宏利公司尚欠华升公司工程款，宏利公司已构成违约，应向华升公司支付违约金。华升公司未举证损失数额，主张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宏利公司请求予以减少，应予支持。违约金应从应付款之日起，按所欠款项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
　　（五）关于质量保证金应按多少计算的问题。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质量保证金为工程款的3%，宏利公司请求按5%扣除有悖于双方约定，不予支持。按合同约定，宏利公司可扣留质保金741010.41元。
　　综上，本案所涉工程造价为24700347元，宏利公司已付工程款21890327.55元，尚欠工程款2810019.45元，扣除质保金741010.41元，宏利公司还应支付华升公司工程款2069009.0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宏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华升公司工程款2810019.45元，暂扣除质量保证金741010.41元，实际应付工程款2069009.04元。二、宏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华升公司支付违约金（2069009.04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从2006年11月24日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三、驳回华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宏利公司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4656元，宏利公司承担63000元，华升公司承担31656元，反诉费7万元由宏利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另查明：2004年10月30日，宏利公司与华升公司就宿州城隍庙商城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交宿州市建设委员会备案。同年12月21日，宏利公司与华升公司签订《关于宿州市城隍庙工程劳保基金协商共识》，约定：为保障华升公司的合理费用及经济效益不受损失，宏利公司确保不论是否向宿州市建委缴纳劳保基金及缴纳多少，在工程进行决算时，均按国家规定支付华升公司3.4%的劳保基金。2005年9月5日，宏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泽民与华升公司王宏波在《会议记要》中对劳保统筹问题再次约定：“宏利公司确保给3.4%给华升公司，如果建委返还多少给华升公司，全部退还宏利公司。”2004年12月13日，宏利公司向宿州市建筑业管理处缴纳劳保统筹费用865000元。2005年6月20日，宿州市建筑业管理处应宏利公司申请将该865000元中的388000元抵作宏利公司开发的另外四栋楼的劳保基金，退还宏利公司现金44500元，865000元劳保基金的另50%即435000元，宿州市建筑业管理处表示按照规定将不予退还。
　　二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劳保基金823740元及异地施工增加费314959元是否应计入工程造价；2、欣意公司代转的85万元能否认定为宏利公司的已付工程款；3、宏利公司支付给孟林的防水工程款及木门款665000元以及宏利公司代付的农民工工资57万元应如何认定；4、质保金741010.41元应否扣留；5、一审判决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宏利公司违约金是否适当，应否调整。
　　宏利公司与华升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进行备案，但在此之前，双方以签订《工程承包补充协议》（附则）的形式对华升公司承建涉案工程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根据法律规定，宏利公司与华升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备案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工程承包补充协议》（附则）中的条款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关内容如存在实质性不同，应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作为双方的履行依据。虽然该二份合同在工程价款计算、支付及是否垫资等方面的约定均不相同，但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均认可双方之间实际履行的合同为《工程承包补充协议》（附则），对于涉案工程价款，华升公司同意以鉴定方式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在征得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同意后，委托鉴定单位对涉案工程价款进行鉴定并以鉴定结论作为双方之间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虽与备案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结算约定不符，但并不违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一）关于劳保基金823740元及异地施工增加费314959元是否应计入工程造价。按照双方约定，宏利公司应在双方结算工程款时按照工程造价的3.4%将劳保统筹费用支付给华升公司。宏利公司向宿州市建筑业管理处缴纳的865000元，其中50%已退还宏利公司，另外50%如宿州市建筑业管理处予以返还，返还的费用应由宏利公司享有。故华升公司提出宏利公司应按鉴定造价24227630元的3.4%即823740元支付该公司劳保基金的上诉理由符合双方约定，应予支持，该笔823740元应计入工程造价。对于异地施工增加费314959元一节，宏利公司虽对双方所签《共识》中手写添加条款不予认可，但宏利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反驳华升公司提供的该《共识》原件，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本院对华升公司提供的该《共识》原件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宏利公司应按《共识》中约定的比例支付华升公司异地施工增加费314959元。
　　（二）关于85万元转账款能否认定为宏利公司的已付工程款。经查，该85万元为安徽欣意电缆有限公司分4笔代宏利公司转给华升公司的工程款，华升公司提出宏利公司提供的汇款单是复印件。二审审理期间，宏利公司提供了该4笔款项的转款凭证原件，华升公司又称该85万元转款与该公司开据给宏利公司的收据重复，但华升公司提供的与属于该85万元转款重复的收据的开具时间、数额及款项来源，均与转款凭证不相对应，故华升公司称安徽欣意电缆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该85万元没有原件且与其它收据重复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该85万元为宏利公司已付工程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宏利公司支付孟林的防水、木门款665000元及该公司代付的农民工工资57万元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华升公司将其承包施工的涉案工程的防水工程转包给孟林施工，且与孟林签订木门《供求合同》，其后华升公司、宏利公司及孟林三方签订《同意转款协议》，商定孟林的工程款由宏利公司直接支付，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根据合同再行结算。宏利公司根据上述约定，直接支付孟林工程款665000元。现华升公司提出宏利公司支付给孟林的工程款数额应当由华升公司与孟林按其双方所签合同结算确定，不应由宏利公司与孟林直接确定应支付数额，但华升公司未能提供其与孟林的结算结果。经鉴定单位核算，该部分工程价款为687997元，华升公司、宏利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宏利公司支付的665000元亦未超出该部分鉴定价款，故一审判决认定宏利公司支付给孟林的该部分工程款665000元为宏利公司已付工程款并无不当。对于宏利公司直接支付的农民工工资57万元，经查，华升公司于2007年5月15日在报送宿州市建委、开发办的《报告》中认可宏利公司代付班组工资为2624300元，一审期间，一审法院要求华升公司在宏利公司提供的《工程款确认表》中划定2624300元的构成，华升公司划定的范围中，一笔50万元为宏利公司支付给华升公司王宏波的工程款，一笔76500元为支付的材料款，均非宏利公司直接支付班组的农民工工资款。二审期间，本院亦要求华升公司提供其认可的宏利公司直接支付的2624300元农民工工资组成依据，但华升公司一直未能提供，而且宏利公司提供的该57万元条据中的部分收款人为华升公司认可的在其工地上施工的农民工，一审法院据此推定该57万元为宏利公司直接支付的农民工工资2624300元的组成部分，应作为宏利公司已付工程款亦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四）质保金741010.41元应否扣留的问题。根据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双方结算完毕工程款付至结算款的97%，余款在保修期满一周内一次付清。《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中约定，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日期为2006年11月24日，因此，双方约定的保修期尚未全部届满，按约应扣留工程结算款的3%作为质保金。一审法院按照鉴定价款计算出应扣留的质保金为741010.41元，华升公司仅对该质保金是否应予扣留提出上诉，对质保金的数额，华升公司与宏利公司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计算出的应扣留的质保金为741010.41元予以确认。
　　综上，宏利公司欠付华升公司的工程款，应在一审认定的工程造价24700347元的基础上，增加3.4%的劳保基金823740元及1.3%的异地施工增加费314959元，总计为25839046元。扣除宏利公司已付工程款21890327.55元，宏利公司尚欠华升公司工程款3948718.45元，扣留质保金741010.41元，宏利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为3207708.04元。
　　（五）一审判决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宏利公司违约金是否适当，应否调整。一审期间，宏利公司以双方约定的按照所欠工程款的每日千分之一点五计算违约金的标准过高为由，请求予以核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案中，由于华升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本院根据当前市场状况及本案实际，认为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作为宏利公司承担违约金的标准较为适宜。华升公司提出一审法院调整的违约金标准过低、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5.2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依照《中华人年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第一百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宿中民一初字第00041号民事判决的第四项，即：驳回安徽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二、撤销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宿中民一初字第0004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项，即：安徽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2810019.45元，暂扣除质量保证金741010.41元，实际应付工程款2069009.04元；安徽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069009.04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从2006年11月24日计算至付清款日止）；驳回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安徽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3207708.14元，并自2006年11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2倍支付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违约金至款清时止。
四、驳回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