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政府和恶的人民

旷继东


　　最近有两起令人瞩目的事件，一起是王帅在网上发帖被拘留，一起是温州的“房事门”。王帅的遭遇让人联想起多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后者以生命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消亡，前者也注定会由自己的“因贴获罪”而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个符号，虽然类似的事件在之前屡有发生。
两起事件的是非已不必讨论，但在面对事件的过程中，尽管两地政府距离遥远，相关人员最初的反应或表态却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现象让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王帅事件中，政府人员的说法是，（王帅的帖子）“严重损害了灵宝的形象，特别是伤害了市抗旱工作指挥部和市水利局负责同志”，“市抗旱办、市水利局的一些负责人不是受到同学、熟人的询问，就是受到一些电话的谩骂干扰，严重侵犯了其人格和身心健康”，而认为王帅则是“因家人对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款项不满，他多次咨询相关部门后认为政策不公，拍摄了部分照片炒作此事，意欲达到个人目的”（http://gz.house.sina.com.cn/news/2009-04-13/10073845286.html）。
温州“房事门”事件中，政府人员说，“这个事件不存在违法违纪的问题，也不存在如何处置官员们购买的安置房的问题，将来补上差价就行了”，对于网上发帖者，则评价说：“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扩大事实 ，吸引媒体注意”、“闲着没事干”、“这是个有心人 ，但不实事求是”（http://news.sohu.com/20090410/n263316927.shtml）。
通过这些话语，如果不考虑其他的事实，旁观者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两个对比强烈的形象，即受尽冤屈而又无比善良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刁蛮古怪邪恶奸诈的王帅和网友们。
或许，王帅们并不能代表“人民”，甚至可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因此本文题目所说“恶的人民”又有些不确。但在政府许多人员的眼里，王帅并不是特定的，揭露“房事门”的网友更没有确指，换成任何一个“人民”中的其他人，都不会影响政府人员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帅们又能够代表着与政府相对应的“人民”，王帅们的恶在这些政府人员观念里等同于“人民”的恶也并无不当。
既然“人民”是恶的，或者存在“恶”的本性，那么自然就需要政府来管理，来控制，而不能放任自流，比如，严格推行户籍制度以限制迁徙，严格控制新闻审查以规范言论等等，一切的制度都首先着眼于管理，而不是提供自由。因此，一件简单的事，我们都需要办理无穷无尽的手续，盖一个又一个的章，申请一级又一级的部门审批。
既然“政府”是善的，或者被推定是善，因此，可以尽可能赋予政府更大更灵活的权力，相信政府能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或者，具有公仆的伟大道德。于是，随便翻开一项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常常能找到赋予政府部门大量自由裁量权的条款：或者是标准模糊，让政府自行掌握，或者是不宜统一规定，由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制定等等。对于政府官员，由于推定他们有高尚的道德，因此不需要他们公布自己的个人财产，甚至可以视批评者为毁谤。
当然，以上的推论仅仅站在政府人员的立场，而在对立面，以普通民众的立场，是否有些不同呢？纵观历史古今，笔者有些悲凉地发现，虽然“人民”的恶有些不能成立，但政府的善却根植得很深，除了少数“苛政猛于虎”的时代之外，政府总是以一种可供人民依赖的形象而存在，虽未必言“善”，但至少也保持了不善不恶的中立。
不过，以上的这种观念显然与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从法治的角度，政府的本质不仅远远不是善，甚至离中立也很远，而根本是恶的。政府之所以“恶”，源于权力的本性。当然，权力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却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本性。而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又是与人民的权利相对，政府权力的膨胀，必然意味着人民权利的萎缩，也即对人民权利的侵蚀。因此，在法治的社会里，有必要对政府的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要以“性本恶”来看待政府的行为，在不得不授予其一定权能以保障社会公共服务以外，应尽可能以一切手段节制其权力，防范其异化。所以，除了法律规定政府所享有的权力之外，“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法律之外，不应有任何灰色地带供政府自由出入。
当然，本文所关注的，不是要评价某个特定地方政府的表现，而是如何看待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笔者无意否定“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良好期望，恰恰相反，以“恶”来看待政府，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因为，正如上文分析，只有尽可能节制权力，才能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才能防止权力的膨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非法侵犯权利，只有这样的权力，才是为权利服务的权力。也即是说，只有认识到政府“恶”的本性，然后以各种渠道来限制和平衡政府的权力，才可能真正得到一个为人民的政府。
而这，显然与许多人的思维相抵触，甚至，在表面上，与社会主义的理论相违背。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这个制度下的政府已被推定是“为人民”的政府，也就是“善”的政府，这个“政府”，除了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的私利，也不可能危害人民，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着眼于大局的，都是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政府”完全属于意识形态上“政府”，是属于我们期望中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仍然需要首先以“性本恶”的态度来对待，才可能真正达到。
以“恶”来看待政府，并不是要推翻政府，或者走向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政府机构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果，也是现代社会耐以存在和正常运转发展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同时又像是一朵盛开的罂粟花，所结的果实带有原生的毒性，适当使用能有益健康，而食用过多则导致危害。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无数个朝代的兴衰更替，从当政者初始时的自我警醒和约束，最后仍免不了因权力的自我膨胀而归于灭亡。
人民与政府，或许正如农夫与蛇的故事，将“政府”想象成或误认为“善”，最终伤害到的只能是性本善的“人民”。对于今天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政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目标。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屠宰税征收暂行办法（废止）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现发布《陕西省屠宰税征收暂行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白清才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陕西省屠宰税征收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屠宰税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税制改革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境内屠宰（或收购）猪、羊和食用牛、马、骡、驴、骆驼等牲畜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屠宰税的纳税义务人，都应当依照本办法缴纳屠宰税。



第三条 屠宰税的征收与税率：



（一）凡专营或兼营收购猪、羊和食用牛、马、骡、驴、骆驼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收购所支付的全部金额（包括各种运杂费、手续费）计征；没有支付金额的，可按实际销售收入计征，税率为3.5%。



（二）农民和集体伙食单位屠宰自养自食的牲畜，按头（只）数定额征收屠宰税。具体征收定额如下：



（1）生猪每头定额5元；



（2）羊每只定额1.5元；



（3）牛和食用马、骡、驴、骆驼每头定额7元。



农民自养牲畜的自食多余部分到市场出售的，凭缴纳屠宰税凭证不再征收屠宰税。集体食堂宰杀购进的牲畜，一律按购进支付金额缴纳屠宰税。



（三）凡经营肉食的单位和个体户经营的生肉，不能提供屠宰税缴税凭证的，税务机关可以直接按生肉销售收入征收屠宰税。



第四条 以下情况免征屠宰税：



（一）军队自养自食屠宰的牲畜；



（二）信仰伊斯兰（回）教的群众凭当地乡政府出具的证明在伊斯兰教的尔代、古尔帮（即宰牲节）、圣祭三大节日宰杀供自己食用的牛羊；



（三）五保户、残疾人、烈军属和国家救济的贫困户自养自宰的牲畜（包括销售自食多余部分）。



对上述（一）、（二）项出售部分，仍按销售收入征收屠宰税。



第五条 屠宰税由所在地方主管税务机关征收。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征。税务机关委托或指定的代征屠宰税的单位或个人，可从代征屠宰税额中提取3%作为手续费。



代征税款解库日期，由各县（市、区）税务局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代征单位（或个人）应由主管税务机关发给完税证，并按月将凭证领、用、存情况表册连同完税凭证存根报送税务机关核销。



代征单位（或个人）应设置代征税款专帐，以备查核。



第六条 凡专营或兼营屠宰牲畜的单位或个人（屠户、肉铺、肉摊、肉架）均应于开业前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登记；已开业未登记的应当补办税务登记，歇业或者转业的应当分别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



第七条 凡专营或兼营屠宰牲畜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屠宰牲畜前向税务机关或代征单位（或个人）申报；宰杀的牲畜，经检疫机构检验合格，并依法缴纳屠宰税后，由税务机关发给完税证。



为了便于保护耕畜、种畜、幼畜，防止病畜、母猪、种猪肉流入市场，加强对屠宰税的征收管理，各地市场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在城乡牲畜集中的地方设置屠宰场或者屠宰点集中宰杀。屠宰场点管理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 屠宰税征收管理工作的实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本办法由陕西省地方税务局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以前本省有关屠宰税的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