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
　　　　　　　　　　　　　　　　　　　　　　　　
　　1999年1月28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6年1月13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防洪以及与防洪有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防洪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等日常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防洪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防洪方针，制定措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分级分部门责任制。
　　第五条 防洪工作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分级实施。河道管理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依据下列规定执行：
　　（一）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流域面积5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河流；
　　（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至5000平方公里的中型河流；
　　（三）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流域面积 1000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型河流；
　　（四）跨市、县的河流，由其共同的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除辽河、浑河、太子河、大辽河、绕阳河、大凌河、鸭绿江主要河段外，其他省管江河、河段，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授权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汛抗洪的义务，并有权制止和检举破坏防洪工程设施的行为。

　　　　第二章 防洪规划

　　第七条 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必须考虑防洪安全，必须有防洪除涝等方面的专项规划或者进行专项论证。
　　第八条 防洪规划按照下列规定制定：　
　　（一）辽河的防洪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经省人民政府审查后，按照《防洪法》第十条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二）浑河、太子河、大辽河、绕阳河、大凌河重要河段的防洪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鸭绿江、跨省江河和城市的防洪规划按照《防洪法》第十条的规定执行；跨市江河的防洪规划，由江河所在地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分别经有关市人民政府审查后，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跨县江河的防洪规划，由江河所在地的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分别经有关县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四）其他江河、河段的防洪规划，按照分级管理权限，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县以上人民政府必须安排防洪规划工作经费，按计划完成防洪规划。
　　第九条 沿海地区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防御风暴潮纳入本地区的防洪规划，加强海堤、防潮闸和沿海防护林等防御风暴潮工程体系建设，制定和落实相应的防台风预案。
　　第十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的防治纳入区域性防洪规划，划定重点防治区，加强观测、预警、预报设施建设，制定和落实避险、逃险方案。
　　第十一条 辽河入海河口的整治规划按照《防洪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制定；大辽河、大凌河、鸭绿江入海河口的整治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制定；其他河流入海河口的整治规划，按照分级管理权限，由市或者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在入海河口围海造地、开发滩涂或者从事其他活动，应当按照河口整治规划进行。
　　第十二条 江河规划治导线按照河道管理权限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鸭绿江和跨省江河规划治导线，按照《防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执行；
　　跨市江河的规划治导线由江河所在地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分别经有关市人民政府审查后，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跨县江河的规划治导线由江河所在地的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分别经有关县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防洪规划保留区内不得建设与防洪无关的设施；国家工矿建设项目确需占用防洪规划保留区内土地的，按照《防洪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执行。
　　对防洪规划保留区内现有的工矿工程设施及村屯，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外迁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按照防洪规划进行河道整治需要占用的土地，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划拨或者调剂解决。
　　河道整治占用土地的补偿，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低限标准减半执行。

　　　　第三章 治理与防护

　　第十五条 防治江河洪水，应当蓄泄兼施，标本兼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加固堤防和水库，疏浚河道，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第十六条 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防洪规划，制定河道整治、涝区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城市排涝设施建设的年度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对严重影响防洪排涝的河段及工程，应当制定应急措施，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优先安排资金进行整治。
　　第十七条 河道、水库管理范围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划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河道入海口管理范围的划定，按照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出口宽度的2至3倍执行；出口的划定，不得超过最低潮位线。
　　第十八条 在河道和水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批：
　　（一）新开河道、改变河势的；
　　（二）挖砂、采石、取土、淘金，翻动土体对河道有不利影响的；
　　（三）爆破、钻探、打井的；
　　（四）挖筑鱼池（塘）或者从事水产品养殖的；
　　（五）修建设施的；
　　（六）存放物资的；
　　（七）开垦土地、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的。
　　第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活动：
　　（一）修建套堤、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二）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
　　（三）种植高秆农作物、芦苇、杞柳、获柴和树木（不含护堤护岸林）；
　　（四）设置拦河渔具。
　　第二十条 对壅水、阻水严重或者为提高河道防洪标准进行河道整治需要改建、扩建或者拆除的跨河、穿河、临河、跨堤、穿堤、临堤等工程设施，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工程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扩建或者拆除。逾期不改建、扩建或者拆除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采取处置措施，所需费用由工程产权单位承担。
　　第二十一条 跨河、穿河、临河、跨堤、穿堤、临堤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的工程建设方案，必须由具有水利资质资格的设计单位提出审核意见，并经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前款所列建设项目对防洪有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洪工程设施的维修加固纳入建设项目计划，并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二条 护堤护岸林由河道管理机构组织营造和管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或者非法砍伐。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占用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证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的原有功能；在行洪范围内占用水域、陆域的，应当向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占河费。拒不缴纳的，责令停止占用。
　　因施工、排污造成河道淤积或者对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造成损害的，由建设单位或者产权单位承担清淤和赔偿责任。

　　　　第四章 防洪区和防洪工程设施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有防洪任务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和地区在制定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时划定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并报请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
　　第二十五条 蓄滞洪区所在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防洪避洪措施，编制并落实蓄滞洪区安全转移方案。
　　洪泛区、蓄滞洪区安全建设管理办法以及对蓄滞洪区的扶持和补偿救助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六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和地区，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划定防洪工程设施的管理和保护范围。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加强防洪工程设施的定期检查和监督管理。对病险水库、险闸、险堤，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必须组织有关单位采取除险加固措施，限期消除危险或者重建，有关人民政府必须优先安排所需资金。

　　　　第五章 防汛抗洪

　　第二十八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指挥机构，指挥本地区的防汛抗洪工作，其办事机构为常设机构，设在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专人负责防汛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九条 防御洪水方案和洪水调度方案按下列规定报批：
　　（一）辽河干流、浑河、太子河、绕阳河、大辽河、大凌河的防御洪水方案和省管大型水库的洪水调度方案，由省防汛指挥机构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二）柳河、大洋河、浑江、艾河、清河、六股河、小凌河的主要河段和省辖市城市防御洪水方案以及其他大型水库洪水调度方案，由所在地的市防汛指挥机构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三）鸭绿江和跨省江河的防御洪水方案，按照《防洪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执行；跨市江河的防御洪水方案，由所在地的市防汛指挥机构拟定，分别报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防汛指挥机构备案；跨县江河的防御洪水方案，由江河所在地的县防汛指挥机构拟定，分别报所在地的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四）其他江河的防御洪水方案和水库的洪水调度方案，按照河道和水库分级管理权限由县以上防汛指挥机构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防汛物资的储备工作。防汛指挥机构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防汛物资；受洪水威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储备必要的防汛抢险物资。
　　防汛抢险所需的主要物资，由计划主管部门在年度计划中予以安排。
　　第三十一条 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具有《防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物资调用权和紧急处置权；对不服从调用和紧急处置的，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在汛期，防汛指挥车辆和抢险救灾车辆免交过路（桥）费。防汛车辆标志按照行政区域由防汛指挥机构制发。
　　第三十三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已有的建筑设施和林木等阻水障碍物，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清障方案，并由防汛指挥机构责令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
　　第三十四条 气象站、水文站、雨量站、海洋站及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并完善洪涝灾害监测、预报系统，及时准确地向防汛指挥机构提供雨情、水情、风暴潮预报和工程情况等信息。
　　第三十五条 与防洪有关的水利工程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等方式经营的，经营者必须服从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和防汛调度，保证工程的安全运行和防汛、排水等原设计功能，并将防洪责任和违约责任纳入合同。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实施防洪规划和年度计划所需的资金。
　　财政、计划部门每年应当从预算内资金、水利专项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以工补农资金等专项资金和贴息贷款中安排资金，主要用于下列事项：
　　（一）防洪工程设施建设、维护和修复；
　　（二）水文测报、通信设施、生物措施等防汛非工程设施的建设、维护和修复；
　　（三）遭受洪涝灾害地区的抗洪抢险和水毁工程的修复；
　　（四）防汛工作经费；
　　（五）储备防汛物资。
　　防洪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格审计监督。
　　第三十七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筹集水利建设基金。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保证防洪工程设施建设资金及时到位，确保配套资金的足额落实。
　　第三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缴纳河道工程修建维护费。逾期不缴纳的，按规定交纳滞纳金。
　　 第三十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防洪除涝的总体规划，采取自办或联办等多种形式，兴修水利工程和营造护堤护岸林。
　　第四十条 防洪工程建设必须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确保工程质量，不得非法转包。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围海造地、开发滩涂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1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既不恢复原状也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所得，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既不恢复原状也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并可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新开河道、改变河势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二）挖砂、采石、取土、淘金，翻动土体对河道有不利影响的，属于经营性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属于非经营性的处5000元以下罚款；
　　（三）爆破、钻探、打井的，处5万元以下罚款；
　　（四）挖筑鱼池（塘）从事水产品养殖、修建设施、存放物资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
　　（五）开垦土地、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的，处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逾期不清除的，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并可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修建套堤、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二）种植高秆农作物、芦苇、杞柳、获柴、树本、设置拦河渔具的，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涉及其他部门的，由其他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
　　第四十五条 防汛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以及防洪工程设施建设、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人格权立法面面观

——走出理念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


一

　　人格关系的调整与保护在民法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按照民法学者的理解，应该较财产关系的调整与保护显得“更为首要”。然而，有趣的是，在民法历史上，人格关系规则与财产关系规则比较起来却显得特别单薄，后者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从法律形式上都显示出雍容华贵的特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财产法好像披金戴银的贵妇人，人格法却犹如穿着简陋的灰姑娘。

　　财产法的雍容华贵，首先在规范总量上，一部民法从规则分布上看几乎就是财产法。例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统共三编，占据主要篇章的是财产法，第二编和第三编分别是“财产”和“财产的取得方式”;又例如，1900年《德国民法典》统共五编，占据主要篇章的也是财产法，即第二编“债务关系”、第三编“物权”以及第五编“继承”。财产法的雍容华贵，其次体现在其法律形式的高度发达上，财产法规则主要是调整性规则而不是保护性规则，即旨在调整财产关系而不仅仅在于保护财产。法律事先建立了一套实在的财产权体系，里面层次复杂、构成精细，好似山林叠嶂。以所有权为例，包括所有权类型、内涵、取得方式及变动方式、特殊保护方法、相邻关系等，现代社会甚至还出现建筑物区分所有等制度的设计与展开。德国民法甚至以概念法学的极致，明确债物二分，将之贯彻到财产权的体系设计，形成一套严密的物权、债权区划体系，这种形式化设计延伸到法律事实，还产生了所谓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分。

　　相反，人格法在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在民法上主要体现为薄薄的一些保护性规则。无论是罗马法时期[1]，还是1804年时期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时期的《德国民法典》，观其人格立法，都只是主要从侵权保护客体的角度简单地对人格问题加以规范:法国是概括式的，其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人们由此而解释认为，“人格”系在“他人”概念的应有内涵之内，受到禁受侵权的保护;德国则是具体式的，其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有过失地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该条款直接点出了生命、身体等具体人格为禁受侵权的保护客体。总之，民法上的人格立法直至近现代都体现出法律形式简易的特点，不仅量小，而且体系简陋，尚未发展出一套确认型规则，而是仅仅体现为一些简单的保护型规则。这种情况直到晚近才发生变化。

　　二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民法历史上“重物而轻人”，即重视财产、轻视人格呢?

　　如果仅从法律形式之发达与否言之，似乎可以这么说，财产法在民法上受到了特别复杂的设计，其规范外在体系上体现出远比人格法成熟的特点。无论是狭义民法上的债务关系法与物权法，还是商法上的商业组织法、商事交易法、金融资本法，或是知识产权法上的无形财产权制度，都主要在积极调整层面展开，体现为调整为主兼顾保护的复杂规则体系，因而成为现实丰富多彩的财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促进和调整规范、鼓励和导引依据。现实财产关系，因为这种重在调整规定的立法的促进与保障，显得异常发达，且能够及时更新，可以说，从效果来说，民商事财产法的发达史，就是人类财产关系的促进史，人类财产与财富的增长史。

　　然而，民法上人格立法从来没有体现为一种理念的落后，或者说从思想观念上讲，民法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专重财产而轻视人格。毋宁说，其法律形式上的简单，乃是独特理念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民法历史上的财产理念乃是经济实用主义(罗马法时期)或经济自由主义(近现代);民法历史上的人格理念则是自然保护主义(罗马法时期)或人格先在论(近现代)。关于财产的独特理念导致了财产法向权利机制的汹涌发展，关于人格的独特理念却使得人格立法缺少权利化的动力。在人类民法学说史上，关乎人格问题时，从来都是理念上高度重视，但是这种高度重视在效果上却导致人格权利化束之高阁!

　　罗马法早期，人格问题和财产问题一样，呈现一种由人类早期自然主义法律思维指导的简单规则形态，即主要体现为一套简单诉权机制规则，无论是对人之诉还是对物之诉，早期法是在应对“私犯”意识下自然形成的，是一种私法保护法的特点。但是不久就发生了分离。人格领域，由于人格关系依旧简单、冲突形态清晰，仍然体现为简单的相互尊重、不犯他人的需求，只需在消极面调整即可维持，人格法因此继续维持自然主义保护规则特点;财产领域，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很快复杂化起来，经济功利主义脱颖而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现实生活中的财产调整的矛盾不断凸显，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和合理分配要求也不断增长，这就对于财产规则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既要在消极面更细化保护规定，更应该在积极面建立一套严密的确权调整关系———人们不满于事后的冲突解决，而是不断地提出各种事先调整的要求，于是有关财产权及其体系的概念与规则产生了。从对物之诉中追溯产生了所有权等对物权，从对人之诉中追溯产生了对人权或债权，从所有权到债权，一个以旨在积极调整为特点的财产法体系开始发展起来。

　　近现代的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是在人文主义鼎沸时期应运而生的，作为对于漫漫中世纪的思想反动，以个人主义和权利自由为张扬的人文主义，是一种高度的理念化的思想运动，在财产和人格两方面都有着清晰而透彻的主张。在财产方面，是以市场和竞争为重心的财产自由主义，在新时期以一种全新的内涵促进财产法权利规则的发展，由此形成以私有权绝对为指导的物权制度和以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为指导的债法制度。在人格方面，是以人格平等、人格尊严为重心的人格天赋论(法国)[2]或者伦理人格主义(德国)[3]，其共同点都是主张人格的法律先在，将人格高高举起，然而这种思想在民法人格规范实在化方面却停止了脚步。人格被看成是天赋的超法律的，法律(民法)当然不敢径行确认之，否则即为一种冒犯。是以，在法律形式上，民法上的人格保护仍然被处理为禁止侵害式的简单保护规则。这种法律保护形式在形式上仍然与罗马法相似，所不同者是“不法行为”构成概括化(法国)或者类型化(德国)了而已。但是，在观念上，这种简单保护型法律形式的背后，此时却不再是自然主义，而转为高扬的人文主义—－人格权因其天赋论而不得实证化。

　　三

　　21世纪的中国当下，当法治建设成为主旋律，制定一部先进的民法典成为国人的强烈愿望，在《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诸民法财产法组成部分初步立法告竣之后，是否应该启动人格权立法以及应该在何种方式上展开此项立法已经提上日程。在试图努力将自身置身于民法历史与民法未来的交汇意识中，我们发现，人格立法远比财产立法更为难以决断和把握，由此产生了多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人格权具有高于由民法规定的价值位阶，民法对人格只可言保护不可言确认;第二种主张认为，人格权民法实证化并无障碍，不过为了更好体现人格权与人格主体本身不可分离的特点，应当置于总则的人法之内;第三种主张认为，人格权不仅应当实证化，而且应当单独成编，惟其如此才可以在内在逻辑上符合其与物权、债权等均为实证权利的体系安排要求，同时也可以凸显新形势下人格权发展和保障的需求。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主张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当前的人格权立法作出合理抉择呢?

首先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第一种主张让我们立即想到它不过是人格立法民法历史的回声而已。然而，通过观念考察和剖析，我们已经认识到近现代民法上的人格先在论，不过是极端人文主义的人格理念化而已。在一个时期，它对从思想上打破中世纪基于宗教和等级观念的神启论与人格等级论有着重要作用，大大推进了欧洲的人文化和自由化运动，但是后遗症也出现了，由于它反对让人格权落地，即坚决拒绝人格权民法实证化，导致了其对现实人格关系调整作用极为有限。

　　过去一个时代，当现实人格关系简单到只需消极保护之时，这种只容忍保护性规定的立法模式，尚可敷其所用，但是自近现代以来，社会形态发生巨变，人格问题因为传媒、科技应用、医疗服务、机构监禁、精神评估、侦查科技、生物实践、基因检测等方面的突飞猛进，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人格关系开始复杂化，甚至出现了许多人格新型关系，如此摆在人们面前不再只是简单社会的人格保护问题，而更多的是复杂社会的复杂人格关系的调整问题。例如，如何平衡人身完整与医疗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隐私与传媒的关系等等。如此，如果继续固守人格保护型的简单立法模式，就会使人格调整实践在法律形式基础上显得十分虚空，现实人格实践全然无法获得确定性法律依据。人格权拒绝实在化与法治确定性要求是如此抵牾，以致观念上对人格高度尊崇与民法上拒绝人格权实证化之间的奇特关系，导致了十分荒谬的悖论:当社会复杂导致人格关系也十分复杂之时，尽管高举人格理念的大旗，但法官在“依法治国”而应“忠实于法律”的语境下，往往限于法律形式而不能满足现实对于人格关系的调整要求，换言之，理念追求与现实规范呈现出貌合神离的关系。

　　其次是人格权实证化的限度问题。如果说在“法治国”的语境下，随着人格关系调整需要的不断增进，人格权确认立法越来越显得不可或缺的话，一种忧虑必然伴随而生，那就是人格问题确乎不是一个简单实证化问题。第二种主张和第三种主张，应该时刻注意，它们的实证主义观点不应该是毫无顾忌的，应该抱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时时警醒不能遮蔽人格问题的特质，即人格权具有“与生俱来”且“挥之不去”的伦理内涵。尤其是第三种主张，应特别注意人格权利化绝对不能被简单理解和论证为法律科学逻辑的产物，以致将之与物权编、债务关系编同等化，否则，必定损及人格权制度应有的伦理价值与功能。[4]人格与生俱来的伦理特质提醒我们，人格问题与财产问题有着天然的伦理价值上的基本差异，前者因与人身不可分离始终是一种伦理存在，而后者即使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也主要是服务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功利要求。可见，人格权在民法上的实证化必须保证一个限度，这就是不能破坏人格自身的伦理性要求。

　　这里最重要的是人格权的确认方式问题。一个时期，人们按照支配权的方式来构思人格权实证化，但是这种方式会使得人格权沦为与物权同化而失去伦理品格。支配权式的人格权构造，不仅导致了人格客体化，而且也势必在逻辑上重新唤起伦理人格主义关于“自杀合法”、“自残正当”的忧虑。人格权实证化与人格权伦理保持之间的矛盾，其解决，取决于必须突破传统权利的构造思路，对人格权确认方式加以创新。一种崭新的权利构造模式应运而生:将人格权设置为一种受尊重权。这种人格受尊重权，其规定方式如下:首先正面确立自然人享有何种人格受尊重的权利;然后规定其排除效力，具体可体现为若干并列或不同层次的禁止行为;此外，还可以将特殊保护方法一并加以规定。通过受尊重权的设计，人格权既获得了实证化形式，又保全了其应有的伦理品格，可谓“落地而不入凡俗”。

　　由于受尊重权法律形式的发现，人格权立法在当代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除了一些新型民法典如1991年《魁北克民法典》之外，一些原来拒绝人格权实证化的传统民法典也通过修改走上了人格权确认立法的道路。法国最堪楷模，它通过创造性运用“受尊重权”或“不受侵犯权”的全新权利模式，以1994年第94－653号法律和2004年第04－800号法律的两次修正，力推人格权实证化，同时兼顾人格权的伦理化特质，对人格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确认立法并致力于其现代化，成功解开人格权立法上理念主义与实证主义不能兼容的历史纠葛，恰当因应了现实中日益复杂的人格关系尤其是人格新型关系的调整需要及特殊保护需要。

　　四

　　最后必须一提，人格权立法应由哪些内容组成?

　　首先，民法必须明确人格权的首要地位及相关规范的公共秩序性质。

　　其次，确立关于人格受尊重或保护的一般规范，同时规定人格权一般保护方法。如此，可避免挂一漏万，开放地指引司法实践。

　　第三，对人格交往实践中已经特别化了的应当加以明确受尊重界限的那些内在人格权逐个规定。其规定方式，均应该体现为受尊重权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排除效力的表述。

　　第四，应该对于人格实践中的某些极为特殊或者关系极为复杂的情形的延伸、细化规定，特别是针对在新时期高科技应用、复杂社会管理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人格关系给予规范。例如身体完整权在涉及医疗、器官移植、人体捐赠、生物实验、遗传检查和鉴别、代孕、机构监禁、精神评估等活动时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