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与缔约过失之比较研究

吕巧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性，尤其是富勒作为事实提出的信赖利益发挥功能的典型领域。不过，他们论述问题的角度还是不同的，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也有一定的差别。从总体上看,两个理论都对两大法系的制定法和法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信赖利益 缔约过失 论述角度 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 影响

富勒在美国契约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和他的学生帕迪尤发表的文章《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被认为是在契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该文中，富勒通过对损害赔偿目的的认真研究，发现了隐身于现实实定法契约责任背后的基础——信赖利益，①并提出，如果原告基于被告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那么就应该赔偿原告因信赖被告的允诺而遭受的损害。这就打破了美国契约法上传统的损害赔偿原则，即“要么赔偿期待利益，要么没有责任”，为英美传统的契约法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救济方式。与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相类似的，在大陆法系为缔约过失理论，它是由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提出的。耶林于1861年首次以历史与理论的观点对缔约过失加以论述,他认为：于契约成立之前，在特定要件下缔约当事人已经进入一个具体的、而且可以产生权利义务之债的关系,[1]违反了债务，就应当依当事人订立或所欲订立的契约承担责任。这项规则被德国的Hans Dolle教授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在于避免严格约因主义的适用，填补受害人因信赖允诺而遭受的损失，其功能和大陆法系的因缔约过失而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是一样的。因此学者常常将富勒的贡献类比耶林对于大陆法系的贡献。不过，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传统不同，缔约过失理论和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在论述的切入点、责任基础以及范围和内容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主要是从比较的角度来对英美法系尤其是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主要是德国）缔约过失理论进行简略的比较分析，以期达到对两个理论有更深的理解。
一、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角度来分析：
学者之所以将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相对照，主要是两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富勒本人对德国法学很有研究，而且对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持肯定的态度，因此,他的信赖理论有一定的缔约过失的理念；其次，最重要的是，富勒作为事实提出的信赖利益发挥功能的典型领域和大陆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很多都是相同的。富勒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列举了大量的实例，说明了在理论上一直被忽视的信赖利益的赔偿在现实的判例中正在进行，尽管一般是很隐蔽的形式。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赔偿的判例形式主要包括：期待利益无法确定的损害赔偿；合同不能与目的落空时的损害赔偿；表述或者法律效力不完善时的损害赔偿；涉及非商事性标的的交易；错误陈述的责任，撤回要约或允诺时的损害赔偿，以及以期待利益的赔偿会给允诺人施加不当负担的判例，等等。实际上在此之前，对于错误的制度、胁迫和不当影响的制度、无主体资格和滥用代理权的制度以及错误陈述制度等，普通法中的解决办法是只能解除合同，然后返还不当得利，而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约因就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就没有责任。但是富勒通过归纳的方法分析指出：这样的判例很多都判予了受害人以信赖利益的赔偿，这些判例的形式和大陆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很相似。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先契约义务时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虽然大陆法系各个国家的具体法律规定不同，但是一般情形下，缔约过失制度应用广泛，主要也包括了契约不成立、无效或可撤销、无权代理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缔约之际没有尽保护义务、通知义务、保密义务等产生的损害赔偿，撤回或撤销要约不当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害赔偿，撤回承诺不当时的损害赔偿[2]等等，在此情形下，加害人要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同时，在富勒列举的许多判例中包含的契约和侵权行为的中间领域，也可以看作大陆法系的因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者可撤销等产生的损害赔偿。因此，虽然大陆法系缔约过失的类型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即先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涵义,再看哪些情况适合此规定,和富勒的通过列举案例得出结论的方法不同,但在先契约责任问题上，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效果是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这和富勒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在名称上相同；最后，富勒主张信赖利益的目的在于探究对违反约定的司法干预之正当性的根据，[3]而大陆法系将缔约过失理论纳入现行法律体系时，主张其法律基础或为侵权或为契约，其实质也是使法官在做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判决时有法律依据。因此，基于以上几个相似点，将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缔约过失制度做类比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进行论述的角度是不同的。富勒提出信赖利益理论主要是从损害赔偿的范围着手，来说明契约效力的根源。英美传统法上“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损害赔偿方式，其理论根源在于其约因理论。约因的概念产生于英国，发展和完善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构筑了形式主义的约因理论。根据霍姆斯的论述，约因是一种限制契约责任范围的工具。他指出：“契约的全部意义在于它的正式性和外在性。”除非契约的形式已经具备，否则既不存在契约，当然也无契约责任。[4]这个外在的形式就是约因。该理论表现在契约损害赔偿责任方面就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模式，同时，美国契约法上的损害赔偿始终是以期待利益的赔偿为目的，因此，传统的损害赔偿模式就是：如果存在约因，就要赔偿全部的期待利益；如果没有约因的存在，则不对受害人赔偿。这样将损害赔偿责任就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于此范围，责任才是绝对而无条件的。霍姆斯及其后继者主要是威利斯顿的约因理论表现在《合同法重述》第75条中。虽然《合同法重述》第90条规定了“允诺禁反言”原则，但它只是约因的例外替代，即一方合理信赖另一方的允诺而作为或不作为，并为允诺人可预见的，视为有适当的约因，允诺就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在该情形下的损害赔偿，仍然是赔偿全部的契约赔偿请求（a full contractual recovery）。富勒指出，“反对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处理方式，这不仅是由于部分即足以使原告获得充分的填补时这一处理方式可能使他获得了全部，更有甚者乃是在那些原告急需且适合部分时由于法院不敢给他全部则可能使他落个全无。”[5]因此他主张赔偿信赖的必要性必须作为一种独具特征的允诺利益而给予特别的保护，这样就增大了契约损害赔偿的场合。至于法律为什么保护期待利益，富勒认为，保护期待利益的目的在于保护信赖利益，因为信赖利益中机会的损失难以计算，而期待利益是合同的价格，计算起来较为简单，这样保护期待利益成了保护信赖利益的替代物，才产生合同法上损害赔偿以期待利益为目的。法律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是对于只承认期待利益的赔偿或责任否定的二者必居其一的传统契约法理论的突破，它发挥着开拓中间救济道路的功能。
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并不是从损害赔偿的范围来论述的。德国普通法时期过分注重意思说，强调当事人主观意思的合致，故不足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要约承诺传达失实，相对人标的物的错误，俱足以影响契约的效力。[6]基于这样的事实，耶林提出，契约因当事人一方的过失而不能成立时，有过失的一方就他方当事人因信赖契约成立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而且是依所欲订立的契约而不是根据侵权来承担责任。在缔约过失理论刚提出时，只是适用于契约不成立或无效的场合，后来德国判例学说进一步贯彻他的理论，认为即便是没有缔约行为或者缔约上的意思，也可以直接有客观的社会关联产生法律关系以及债的关系。缔约过失理论提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如何使这一制度溶入现行的法律体系，也即缔约过失责任的归属，学说多有争议，主要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和法律规定说三种。有学者认为,耶林在建立缔约过失责任之时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侵权行为仅适用于尚未频繁社会接触而结合的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而当事人缔约时已经进入一个具体的生活关系，负有互相照顾的义务，这种义务要高于侵权法中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因此，违反此义务就不应该按照侵权行为的规定来负责任；同时德国民法中第823条所保护的为所有权及其它权利，对于财产本身并不保护，并且即便是符合了缔约过失的要件，则因有雇佣人免责的规定、时效、举证责任等问题，对受害人保护不周，因此，侵权行为说不可取。耶林主张的法律行为说因为纯出于拟制当事人的意思，在理论和实务上有很大的缺陷，也不足取。最终德国判例学说肯定当事人因缔约行为而产生了一个类似契约的信赖关系，并属于法定债的关系，这在实体法上体现为修改前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于311条第2款、第3款明确地规定了缔约上过失的一般理论。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式的契约缔结上的过失论，从契约的无效、不成立场合下的损害赔偿开始，扩大到不问契约效力存在与否，只要有契约接触场合下的一般的保护义务。在此核心的争点首先是应否肯定这种责任，且如果肯定之，其法律性质如何，即该责任应看成契约责任还是应以侵权行为法来处理？[7]与此相对，富勒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始终在于契约责任上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如何，即他着手的不是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中间领域，应归属于哪类的问题，而是传统上契约责任的赔偿形式主要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形式还是更多场合采取信赖利益的赔偿？简言之，前者是从契约外的法律关系来论述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而后者是从契约内的法律关系来研究的。
二、信赖利益的范围和限制分析：
富勒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所列举的诸多案例中说明，法院在很多情况下判予被告赔偿信赖利益，大陆法系的缔约上过失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是信赖利益的赔偿，两者在范围和损害赔偿的限制方面有很多共性，当然也有不同之处。
区分判予契约损害赔偿所可追求的三种主要目的，富勒将契约利益分为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如果基于对被告允诺的信赖，原告向被告交付了某些价值，被告未履行其允诺，法院可以迫使被告交出他从原告处接受的价值，[8]这种利益就称为返还利益（the restitution interest），对此保护意味着防止不当得利；所谓信赖利益是指原告信赖被告的约定使自己产生的自我状态的变更。对此的保护意味着将原告恢复到与允诺做出前一样的处境；期待利益是基于双方的约定创造出来的期待的价值，对此的保护意味着，将原告置于与契约已被履行相同的地位。大陆法系将契约利益分为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完全性利益（维持利益）。履行利益是指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有效成立，但因债务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失，又称为积极利益或积极的合同利益；信赖利益是信赖法律行为有效而该行为无效或可撤销时所蒙受的损害，也称为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合同利益；完全性利益是指违反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受害人于健康或所有权所受的一切损害。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认为构成缔约上过失时，应由加害人赔偿此类损害，而此可能远逾履行合同所生的利益，却并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界的问题。[9]对履行利益的赔偿是为了使当事人达到合同履行后所应达到的状态，对信赖利益的赔偿是为了使受害人恢复到缔约前的经济状态。这和富勒讲的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目的是一致的。大陆法系的履行利益和富勒所称的期待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相近，一般也可以认为是相同的，不过，信赖利益的范围却不相同。
富勒认为信赖利益可以分为两类：必要信赖（essential reliance）和附带信赖(incidental reliance)。必要的信赖是原告通过合同所可获得好处的“代价"，它包括对双务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条件的履行、对单务合同中所要求之行为的履行、为这两种案型的履行所做的准备以及因缔结合同本身所受的损失，如错过缔结其他赢利合同的机会。附带信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可以从合同中预想到的，但却不构成完善原告合同权利的必要行为，他不能够被看作是被告履行的“代价”。而大陆法系的信赖利益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所受损害是被害人既存财产减少而受到的损失，比如因身体受伤在治疗上所支出的医药费，所失利益是指现存财产应增加而不增加所失的损失，比如因身体受伤不能工作减少的工资。具体来讲，所受损害包括（1）订约费用，包括邮电费用，去订约地或者查看契约标的物所支出的费用；（2）准备履行的费用，包括为给付标的物或受领对方给付所支出的费用；（3）提出之给付，例如对金钱和物的给付，（4）其他 ，所失利益主要是为丧失有利订约机会的损害[10]。这和富勒的信赖利益相比较，富勒的信赖利益的范围不包括大陆法系信赖利益中所受损害中的第三项“提出之给付”，而是将其视为返还利益的部分。（不过，在德国对于此种情形受害人当然可以依不当得利提出返还请求，但是也可以基于信赖利益提出，盖此为信其契约有效而受之损害也。①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不必承担给付标的物的意外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因此，富勒信赖利益的范围较大陆法系的范围小。
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要求期待利益作为最高的限额，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基本的原则上是给予肯定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333条a款规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全部赔偿不得超过“全部合同价格”，富勒对此不予认同。依他的观点，这一公式只能作为一种一般性是有用的，在某些具体的案件中很有可能对原告会显得过于苛刻，也有可能其对原告宽宏大量而被拒绝。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信赖来确定是否需要期待利益作为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对于必要信赖，应该以合同价格为最高限额，因为如果对此不加以限制的话，那么就表明原告签订一份亏本的合同，就是允许原告将自己的合同损失转嫁给被告。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必须通过参照从其所要从事的生意合理的预期到的利润或损失，来限制原告获取得赔偿。在涉及附带利益的场合没有理由以“合同的全部价格”亦即“客观”的期待限制赔偿，因为此种信赖的负担以超过“全部合同价格”的数额转嫁给被告并不够成将原告的合同损失转嫁给被告。在这里，富勒以一古老的英国判例说明问题。该案中租户租房用来开店，他同时买进一批货物准备开业后销售。房东毁约不租给房子，他告到法院不仅诉回房租，而且那批货价也得到赔偿。原告根据租房合同所进的货便属于附带信赖。对于这样的信赖，若是可以预见的，不应以合同价格为限度。同时，富勒认为，像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未臻完善的合同的损害赔偿以期待利益为限，应该是值得赞同的，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便会给相对方加以沉重的负担。
大陆法系对此也有讨论，德国民法和日本的判例均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数额应该不超过履行利益，德国民法典第122条对撤销意思表示人的损害赔偿做了限制，“但赔偿数额为不得超过另一方或者第三人于意思表示有效时所受利益的数额”，第179条规定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的赔偿数额“不超过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时可得到的数额”。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第307条也规定了客观不能而致契约无效的情况下“赔偿额不得超过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时享有的利益的金额”，不过德国学者对此条文有疑义，认为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的契约没有必要让它无效，而且第307条得客观不能是以当事人一方有过失为要件，第122条并没有规定损害赔偿义务人有过失，所以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也就是在第307条规定的情况下，不应该以履行利益为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判例对于因订约上过失所生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明白表示不以履行利益限制之。[11]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综合采纳了各种情况和学说，将第307条删除了。总体来说，大陆法系的学者也认为，一般言之，被害人得请求的，系若无加害行为时，其所处的状态，故应以信赖利益为原则，至其范围，视违反义务的态样及侵害行为而有不同。若因违反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则加害人所应赔偿的，系被害人于其健康或所有权所受的一切损害，也就是维持利益，可能会超过履行理由，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的问题，如果违反的是信赖义务，例如没有适当说明而使他方支出无益的费用时，那么加害人赔偿的也以履行利益为限度。[12]
关于其它的限制条件富勒并没有做出详细论述，但是美国契约法的理论是将信赖利益的赔偿纳入合同诉讼之中，所以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也和期待利益一样，受到减损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和费用支出的确定性等的限制，使信赖利益不至于蔓延扩大到不可限制的地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做法相似，信赖利用的赔偿也会受到相当因果关系、减损规则以及损益相抵等规则的限制，但是在与有过失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还有权请求信赖利益的赔偿，有学者认为根据法条的规定，必须是信赖人善意无过失，如不具备该条件而受到损害，亦系咎由自取，法律自无须再予保护。[13]也有人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被害人有过失者，法院得减轻赔偿余额或免除之。[14]英美法系契约责任是严格责任，不考虑当事人的过失，并且其减损规则可以起到和与有过失相同的作用，因此也就不存在与有过失是否适用的问题。
对于非财产损害赔偿，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都采取了一种很谨慎的态度，在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下才可以请求，所以对于违约而产生的精神痛苦，一般不得请求损害赔偿。
三、地位、影响和意义：
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对于英美的契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法哲学上，其信赖利益理论对传统的约因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并且对传统的侵权行为法和契约法的划分也提出了质疑，同时，学者阿提亚发展了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提出了新的信赖理论，对契约的效力的根源进行了重新阐释。在实定法上，富勒划分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以及返还利益成为英美契约法上最基本的概念构成之一。《合同法重述》（第2版）新增加了第344节规定了合同的“救济目的”，其中就是划分了三种利益。[15]重述第347条规定了“损害赔偿的一般计算标准”，即“按照第350－53条所述之限制，受害方有权请求基于其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在由于他自己的违约（第374条）、履行不能和目的落空（第377条第1款）、根据《欺诈法》（第135条）和由于对方当事人基于如下理由得撤销：错误陈述、胁迫、错误和无行为能力（第376条）等情况下，适用返还利益的赔偿；在第87、89、90、139条规定的情形下，即允诺的执行力的基础在于信赖时，法院可执行该允诺，但将受诺人获取得赔偿限定于其信赖利益。第349节规定了基于信赖利益判予损害赔偿作为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的替代方式。不过，在第349条的评论中，对信赖利益的划分和富勒的划分方法不同，它将信赖利益分为利润不确定时的信赖利益和其他场合的信赖利益，而没有采取必要信赖和附带信赖的概念；《合同法重述》（第2版）中对信赖利益的赔偿的范围也没有像富勒在文章中所述的范围广，其规定的信赖利益的赔偿最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1）对期待利益的确定性无法证明的情况，（2）当事人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3）“允诺禁反言”的情况。①
《合同法重述》（第2版）没有对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以期待利益为最高限额的问题做出规定。但不管怎样，一条适用的原则是：对信赖某合同而发生的损失寻求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不会故意使原告处于一种比假定合同得到了完全的履行他所处的状况会更好的状况。
耶林提出的缔约过失制度，对于其它国家法律的形成也有很大的贡献。德国民法制定时，对缔约过失理论进行过讨论，其究竟为侵权行为或者是一种法律上义务的违反，还不清楚，所以应由学说判例加以发展完善，因此德国民法典问世时，并没有规定缔约过失的一般理论，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承认。[16]不过，随着判例学说的发展和诚信原则的广泛适用，缔约过失制度已经成了一个适用范围广泛的一般原则，并且对外国的学说判例以及立法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意大利民法典第1337条对“谈判和签约前的责任”做出规定：“在谈判和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诚信原则进行之。”第1338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契约无效原因存在一方，没有将其通知另一方，则该方要为此就对方在契约有效期内基于信赖、没有过错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一般性的肯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希腊民法典和以色列一般契约法对缔约过失责任也有规定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师承德国，所以在缔约过失的规定上基本和德国民法典保持一致。我国大陆也于合同法第42、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原则。所以有学者说，耶林氏理论的发展遍及全球，影响深远。[17]
当然，富勒的理论和耶林的理论提出来之后，都曾受到了一些批判。富勒在文章的后部也论述到对他的法律主要保护信赖利益的理论，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担忧，一是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可能会混淆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的界限，二是普遍采纳信赖利益理论会害及法律的安定性，三是普遍承认信赖利益会不适当地扩张法律干预的领域。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遭受批评的地方，主要也是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会扩大法律干预的领域。针对这些反驳，富勒认为，对于“冲破部门之间的障碍将会表征对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采取信赖利益理论可使得原来“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处理方式摆脱偶然因素；信赖利益的范围也必须确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对于其他人的反驳，从其反面来说，也正好说明了十分有必要普遍承认信赖利益。从这里可以看成，富勒想通过信赖利益理论，使得由信赖允诺而造成的损害成为契约上赔偿的一种救济方式，在这一点上，富勒和耶林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相同的，因为两者的理论都是对纯以抽象的概念或者逻辑构成的法律体系的突破，将道德义务溶入法律范畴，以社会生活填补法律的漏洞。[18]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本旨上相同的两个理论——信赖利益理论和缔约过失理论，经过其他学者的引用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两个结论。美国著名学者吉尔莫在其著作《契约的死亡》中引用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作为论据，来证明契约正一步步的走向死亡。因为对于契约法适用信赖利益的赔偿，就和侵权行为法上的利益赔偿的要求是相同的，所以吉尔莫认为，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界限在慢慢消失，契约法为侵权法所吞并（或者它们都被一体化的民事责任理论所吞并）是其命中注定；[19]而耶林在提出缔约过失责任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证明它不属于侵权责任，而且它比侵权责任有着很显著的优点就是在过错的举证上的便利和时效的不同，因此，大陆法系的有些学者认为契约责任的范围伸向侵权责任的领域。不过虽然结论不同，但是这也正说明了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相互渗透。王泽鉴先生在《债法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中揭示了债法的另一条发展轨迹，人类早期社会偏重于用侵权行为法来调整横向关系,契约的违反，也被视为侵权行为。关于这点，吉尔莫在其文中做了相同的论述；至罗马法时期以降，因商品交换活动的频繁，当事人之间信赖增加，因而建立契约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约关系逐渐扩张，与侵权行为法并峙，乃至侵蚀侵权行为法；近现代以来，若干原属于侵权行为法的法律关系，例如缔约过失，积极侵害债权等亦被视为契约关系，受契约法的约束，契约关系的效力，予以扩张适用。许多德国学者称之为“侵权法向合同法的位移”②。基于以上所述，可否这样认为：在现代民法中，并非仅存在侵权行为法吞并契约法，或契约法吞并侵权法，而是侵权行为法与契约法相互融合的趋势加强，并且和富勒所持观点一样：冲破部门之间的障碍将会表征对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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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韩世远.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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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梁慧星. 民法解释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uller's Theory of Reliance Interest and Culpa in Contrahedo
Lv Qiao-zhen
(School of Law of Tsinghua Univ.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L.L Fuller's theory of reliance interest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culpa in contrahedo"in continental law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especially in the typical field where the reliance interest exerts its functions, which was brought forward as a fact by Fuller. But then the angle of discussing these two theories is different, so does the range of the reliance damages. On the whole， they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both statutory law and philosophy of law in two legal systems, and they also impel us to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

(2009年11月20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设立与运行

　　第三章　指导与服务

　　第四章　扶持与促进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生产经营，以及相关的规范管理、指导、扶持和服务活动。

　　第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第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成员以农民为主体；

　　（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

　　（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

　　第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与本地区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相结合，加强统筹协调，创新工作机制，及时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关组织制定政策，加大财政、科技和人才支持，落实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宣传有关政策，制订落实措施，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生产经营等活动提供服务。

　　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生产经营活动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七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对在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事业发展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设立与运行

　　第八条　本市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依法从事下列生产经营活动的，可以申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种植业、养殖业；

　　（二）农产品销售、加工、贮藏、运输；

　　（三）农业休闲观光和民俗旅游；　

　　（四）农民家庭手工业；

　　（五）农业机械作业服务；

　　（六）农业技术服务；

　　（七）依法开展的其他互助性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应当向所在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设立登记申请，依法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有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第九条　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应当依法制定章程。章程的制定，可以参照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履行章程的约定。

　　第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为农民的，成员身份证明为本市农业人口户口簿；拥有本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非农业户籍人员，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和本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身份证明，可以以农民成员身份申请办理入社登记。

　　第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愿联合组成新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设立登记申请，依法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为每位成员设立成员账户。

　　第十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及其他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第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当对成员的出资方式、出资额进行规定；成员应当按照章程规定出资，出资额应当计入该成员账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及成员出资总额，应当在出资清单上载明，并经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确认。

　　第十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由全体成员组成，是本社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职权。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超过150人的，可以依照章程设立成员代表大会。成员代表大会按照章程规定可以行使成员大会的部分或者全部职权。

　　设立的成员代表大会，成员代表人数不少于成员总数的30%；成员超过500人的，成员代表人数不少于成员总数的20%。成员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由章程规定。

　　第十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理事会、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在150人以下的，理事会成员一般不少于3人，至少设执行监事1人；成员151人至500人的，理事会成员一般不少于5人，监事会成员一般不少于3人；成员超过500人的，理事会成员一般不少于7人，监事会成员一般不少于5人。

　　第十七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依法建立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应当明确规定成员大会、理事长、理事、经理的财务权限和职责，并经成员大会审议通过。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财会人员的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岗位的职责权限。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设置专职会计人员，也可以委托会计服务机构代理记账。

　　第十八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独立会计核算，并按时进行财务年度决算。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进行年终盈余分配或者返还前，应当准确核算全年的收入和支出；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将其真实完整地记入成员账户。

　　第十九条　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剩余部分以成员的出资额、公积金份额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成员。可分配盈余的具体分配办法，按照章程规定或者经成员大会决议确定。

　　年度盈余分配方案，应当经成员大会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条　成员资格终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并依法将该成员资格终止前的可分配盈余向其返还。

　　成员资格终止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在会计年度终了时，将该成员账户内记载的由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份额，重新平均量化到本社现有成员。

　　第二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向成员实行社务公开。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大经营决策、国家财政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财产的到账和使用情况，以及其他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事项应当向成员公开。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在会计年度终了时向成员公布经营和财务状况，接受成员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负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的监督和内部审计工作，审计结果应当向成员大会报告。

　　成员大会可以委托有关审计机构对本社的财务进行年度审计、专项审计和换届、离任审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接受并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对国家财政直接补助资金开展的审计监督工作。

　　第二十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报送统计、财务报表。

　　第二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加强对成员的培训，帮助成员增强法律意识、合作意识、自律意识，提高生产技能和经营水平。

　　第二十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应当依照章程和有关约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章　指导与服务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有关部门和机构参加的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和协调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七条　市和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下列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有关的指导、扶持和服务工作：

　　（一）制定指导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具体政策；

　　（二）提供有关政策咨询，收集发布相关信息；

　　（三）引导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业标准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申报、品牌培育、产品营销、开拓市场等工作；

　　（四）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示范和推广交流活动；

　　（五）其他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自我服务、抵御风险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工作。

　　第二十八条　市和区、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下列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有关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一）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定章程、建立健全内部运行机制、财务会计等管理制度；

　　（二）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建设项目；

　　（三）开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统计监测、人员培训等工作。

　　区、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可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提供咨询、指导和登记代办服务。

　　第二十九条　市和区、县工商行政管理、财政、发展改革、商务、税务、科学技术、国土资源、规划、环境保护、交通、园林绿化、水务、旅游、知识产权和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

　　供销社、农产品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协会等有关单位或者组织应当对相关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

　　第三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纳入本市法人基础数据库，为相关部门及组织统一提供基础数据的共享交换服务。

　　农业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健全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机制。

　　第三十一条　本市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信用监管。

　　第三十二条　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税务登记的，登记机关不收取登记费用。

　　第四章　扶持与促进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市场营销、科技推广、人才引进、农资供应、农业信息、农村金融和保险等服务。

　　第三十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资金，重点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下列项目：

　　（一）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

　　（二）农产品加工、仓储、销售设施建设；

　　（三）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产品包装、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

　　（四）农业机械、农产品运输设备购置；

　　（五）信息服务、科技推广、人才引进和培训；

　　（六）其他重点扶持项目。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使用情况予以监督。

　　第三十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列入国家和本市财政资金扶持范围：

　　（一）与本社成员的交易量（额）不足全部交易量（额）50%的；

　　（二）可分配盈余未依法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返还给成员的；

　　（三）未依法实行民主管理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三十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独立申报、承担农业建设项目、农业科技项目及其他政府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建设项目。

　　有关部门应当对承担政府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指导和服务。

　　第三十七条　本市应当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加强仓储、流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产品销售的市场环境。

　　市和区、县商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引导、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市场对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进入市场销售提供便利和信息咨询服务。

　　鼓励农产品加工、销售和会展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直接联系，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进行加工、销售和展览展销。

　　第三十八条　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以及其他有销售渠道、生产加工技术、开拓创新能力的企业，可以联合农民创办或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资本、劳动等方面合作，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共享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销售等环节的利益。

　　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提供技术、信息、农业生产资料等多种服务。

　　第三十九条　鼓励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科研院所与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技术合作。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科研试验示范基地的，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第四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

　　第四十一条　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服务。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贷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的相关贷款，符合市财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财政部门根据项目用途和实际需要给予贴息支持。

　　鼓励社会担保机构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担保业务。政府扶持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服务。

　　第四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组织成员依法开展内部资金互助服务，解决成员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困难。

　　第四十三条　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应当开发适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特点的保险产品。

　　鼓励政策性、商业性保险机构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农业保险服务。

　　第四十四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各类人才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的，享受有关优惠待遇。

　　支持农业技术专家及其他各类优秀人才以咨询、培训等方式加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

　　鼓励各类科技人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服务。

　　第四十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业机械服务场所、规模养殖场、设施农业，以及其他有关项目的建设，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前述项目相关用地，未使用建筑材料硬化地面或者虽使用建筑材料但未破坏土地并易于复垦的，按照设施农用地进行管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农产品加工、仓储、冷藏和人员培训及设施农业附属的管理和生活用房等永久性建筑物的用地，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按照乡镇集体企业用地办理用地手续；使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种植、养殖及本社成员农产品初加工、仓储、冷藏的用水用电，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农业生产水电价格标准。

　　第四十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原产地标记、地理标志和注册商标的，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组织应当给予指导、扶持和帮助。

　　第四十七条　本市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平台建设纳入全市信息化体系，通过信息化手段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提供相关生产经营信息服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国家行政机关和负有管理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一）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生产经营活动的；

　　（二）侵占、挪用、截留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财产或者应当属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财产的；

　　（三）非法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收费或者摊派的；

　　（四）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侵害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权益的。

　　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农民专业合作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农业、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五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侵占、挪用、私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财产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违反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及财务管理制度，造成本社或者其他成员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