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团进行价格体系和工资制度改革宣传教育的通知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



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总政组织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团委，中直机关团委，国家机关团委，团中央各部、各直属单位：

　　今年是全国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年。调整、改革价格体系和工资制度是今年改革的关键。物价改革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的前途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是促进城乡商品经济繁荣、调整生产和消费结构、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工资改革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事关重大。为此，我们编印了《价格体系和工资制度改革宣传教育提纲》，供各地团组织参考。

　　各级共青团组织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认真做好改革中的思想工作的要求，切实做好团员青年的思想工作，保证改革务求必胜。当前，特别要把物价、工资改革的宣传教育作为改革中思想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扎扎实实地搞好。各级团委要在加强调查研究和认真领会中央关于物价、工资改革部署的基础上，和广大团员青年一起学习中央关于物价、工资改革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用自己的学习，带动全体团员、青年的学习，不失时机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一、各级团组织要层层抓好物价、工资改革的宣传教育，保证使团员青年人人明了国家进行物价、工资改革的意义、目的、步骤和要求；明了物价、工资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内容；明了物价、工资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从而既不惊慌失措，又不掉以轻心，同心同德，克服困难，解决难题，推进改革。

　　二、物价、工资改革的宣传教育要同理想教育结合起来。理想教育是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内容，在今天更有其直接的现实意义。帮助青年正确理解物价、工资改革，引导青年正确处理物价、工资改革中涉及个人利益的种种关系，都离不开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这次进行物价、工资改革的宣传教育要以理想教育为本，使青年认识到我们的改革是以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为前提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政策都是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眼前和长远利益，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三、切切实实地为保证物价、工资改革的顺利进行做些实际工作。比如，教育团员、青年不做违反政策、冲击市场的事；抵制并反对乱发奖金、实物、补贴，滥发彩券，挥霍浪费等不正之风；主动监督市场物价，防止乱涨价，检举揭发严重违法乱纪案件等等。团组织要带领和支持广大团员青年向败坏改革声誉、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不正之风作斗争。要发现和表彰识大体、顾大局、明大义，正确处理国家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团员青年。

四、物价、工资改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地团组织在进行宣传教育时要主动与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争取得到有关部门的指导。各地青年报纸、杂志应把物价、工资改革的宣传作为今年宣传改革的一个重点。一切宣传，既要与中央统一口径，又要联系实际、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既要帮助青年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要注意发现并反映有关青年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大团干部和团员在这次宣传教育活动中，要充分发挥模范和先锋作用，通过努力，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使之真正成为改革的先锋和闯将。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





价格体系和工资制度改革宣传教育提纲

　　(1)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健”。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它历史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其不合理处主要表现在：

　　一、矿产品、原材料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价格偏低，不利于基础工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促进加工工业提高经济效益和技术进步。例如：全国直属煤矿统配煤的价格低于成本，一九八三年亏损额达八点七亿元，直属重点煤矿的亏损企业占百分之六十七。铁精矿、生铁、木材、水泥等产品价格也普遍偏低。与此同时，加工工业产品价格一般偏高。如轧钢的资金利润率有的品种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有的品种高达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而开采铁矿的资金利润率只有百分之五。

　　二、主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倒挂，国家每经营一斤粮食，补贴一角，经营一斤食油，补贴七角，如此等等。不仅财政负担逐年加重，而且也不利于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促进粮食转化，不利于商品的流传。这些，都将制约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三、商业服务行业收费普遍偏低，企业没有活力，发展缓慢，有的甚至萎缩，难以为继。最典型的如城市澡塘，“二角六，洗个够”，连成本都很难收回，以至纷纷转业或关门。其它服务、修理行业也是如此。

　　四、同类产品质量差价没有拉开。优质的优价不够，劣质的低价不够。如热水瓶的等级差率，一等品为100，二等品为95，三等品为75。再如电灯泡，寿命几年的和几个月的都是同一价格。这就不利于提高质量，发展花色品种。

　　还有，工农产品价格仍然存在剪刀差，农产品内部比价仍不合理；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等行业的价格几十年来很少调整，收费低、利润少甚至亏损。

　　价格是最有效的经济杠杆，是生产和消费的指示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体系不合理，就不能给微观经济活动发出正确信息，正确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就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同等劳动得不到等量报酬，妨碍按劳分配政策的贯彻，挫伤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就不能保障城乡物资的顺畅交流，促进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总之，扭曲的价格体系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进一步放活，限制着计划体制、物资流通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价格体系，消除价格体系和管理方法的不合理现象，对于我们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促进整个经济协调发展，是十分关键的一环。

　　(2)改革价格体系并不是新提出的问题。对现行价格体系和管理办法存在的严重缺陷，人们早有觉察和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主要结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价格方面，也进行了部分调整。在思想认识方面，改变了把计划调节同价格调节对立起来的观点，改变了把价格主要作为核算工具，而不作为全面调节经济的杠杆的观点，改变了制定价格时重成本、轻供求，忽视市场控制的观点，改变了价格管理上重行政手段，轻经济调节的观点。与之相适应的，确立起一系列新的观点，为价格改革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在价格形式方面，这几年逐步形成了以计划价格为主体的多种价格形式；在价格结构方面，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的状况；在价格管理与检查监督方面，适当下放了物价管理权限，同时建立了监督、检查物价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和组织；在物价机构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的物价管理部门相继建立，专职和业余的物价检查队伍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为今天我们进行价格改革准备了条件。

　　当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两大部类比较协调，生产、流通、消费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八四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一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二，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都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原油、煤炭、发电量等都有较大增长，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七亿六千六百多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四，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工业交通生产出现的稳定、均衡、持续增长，是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生产、税利、财政收入实现了同步增长；农业连年获得大丰收，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工厂在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过程中，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上述情况说明，国家财政、企业、农民和职工的承受能力已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此外，价格管理办法的初步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群众亦能接受。全国先后两次开放510种三类日用小商品价格，一般都稳中有降。对三类农副产品及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全部放开，实行多种渠道经营后，广东、福建和重庆、武汉、深圳等地农副产品市场价格普遍有所下降。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走一步看一步好，但不要丧失时机。”当前正是进行物价改革的难得良机。

　　(3)在认识物价改革的紧迫性和大好形势的同时，我们对这次改革的艰巨性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既要充分重视，充满信心，敢于改革，又要谨慎从事，走走看看，小步前进。当前物价改革的难度，首先来自国家财政负担能力、企业消化能力、群众承受能力的限制。步子走得太大太快，超过了“三个能力”的限度，欲速则不达；其次，价格改革必然会冲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冲击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的机构，有时需要与机构改革和其它经济体制改革取同一步调，而取得这种整体的协调性并非易事和朝夕之功；第三，对价格改革的思想认识方面，由于多少年形成的固定模式和“左”的影响，也还有阻力。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缺乏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习惯和驾驭价值规律的能力，在价格改革中可能会手足无措。处处被动；最后，应当看到当前价格改革的阻力，还来自新的不正之风。缺乏全局观念、整体效益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缺乏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使我们一些同志只考虑集体，不考虑国家，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讲需要，不看国力，损国家以肥私，损消费者以利己，靠歪门邪道捞外快，冲击财政、冲击市场、冲击群众心理，其结果，就会冲击改革的正常部署。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临产前的阵痛”。看到困难是为了解决困难。只要我们举国上下，同心同德，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步调，一定能战胜困难，使我们的合理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4)调整物价是否违背了中国经济政策中物价稳定这样一个重要特点呢?不是的。稳定物价并不意味着冻结物价。把稳定物价同冻结物价混同起来，是一种误解和长期错误宣传的结果。所谓物价基本稳定，从范围上讲，是指市场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而不是每个商品价格固定不变；从性质上讲，它只是相对于物价总水平的较大波动而言的，并不排斥物价总水平在一定限度内的正常波动。所以基本稳定只是相对稳定；从时间上讲，它只是表明从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看，物价总水平平均每年的变动是不大的，但并不排斥在此时期的个别年份总水平有较为显著的变化。

　　实际上，物价并不是越固定越好。商品的价格固定不变，长期脱离价值，不反映供求关系，不仅会造成假象，影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投放比重，阻碍生产发展，而且还会直接影响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优质的不优价、劣质的不降价，自然资源的差异、不合理的比价，使生产者努力程度与其经济效益不成正比，必然不能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对生产和生活都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最典型的是“文革”的例子。那时，由于政治上的骚乱和经济上的危机，国家被迫冻结了全部物价，以防止整个国民经济失去控制。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价格丧失了“指示器”的资格。虽然物价稳定，但一方面，社会必需品奇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资积压。人们只要一想起当年那种什么都要凭票、凭卡供应的日子，就会理解那种所谓的物价稳定是一种多么虚假的稳定。相反，近几年有些物价放开以后，产品适销对路，市场购销两旺，物价虽然有高有低，但生产结构调整了，人们需要的物资丰富了，这比当年那种虽然物价“稳定”但无物可购不知要强出多少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价格不动就绝对地好，价格一动就绝对地坏。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运用价格这个经济杠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5)有人担心价格改革会带来物价的普遍上升和轮番上涨。群众这种恐惧心理，一是对这次价格改革的性质、方法、步骤缺乏了解，一是确有相当一部分工商企业乱涨价，造成了不良影响。对于后者，党和国家正在采取措施(思想教育、行政命令、法律手段和经济制裁)，狠刹这股歪风。现在的问题是，就这次物价改革本身，会不会带来普遍上升和轮番上涨。对此，我们首先应看到，我国的价格改革是结构性的调整，而不是放任通货膨胀。当前价格改革的特点是有计划的价格调整，逐步理顺价格体系。既不是全部放开，完全靠市场调节，也不是同时起步，一下子解决价格问题上的所有积弊。价格的改革、开放、调整将选择两大部类中最迫切需要调整、最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价格先起步。因此，物价改革涉及的面，不是全面的。同时，这种调整，也不单是涨价，而是有升有降，不是只升不降，比如拉开质量差价和季节差价便是这样。另外，国家将加强宏观经济的平衡，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价格总水平，在一部分商品价格放开以后，国营工商企业要参与市场调节，不是以高于而是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参加交易中心，参与吞吐调剂，发挥主渠道作用以维护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正当利益，避免市场调节盲目性和价值规律自发性的破坏作用。这样，就可根本防止物价的普遍上升。武汉市蔬菜市场放开后，一度因气候影响，价格一日三变，菜价看涨。市政府立即动用政策性亏损专款，以国营菜场为阵地，采取高进低出，倒挂补贴，购进外省蔬菜，迅速把菜价压了下来；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物价改革后，某些产品由于原材料提价而造成的问题，由企业内部消化，产品销价不变，工业消费品价格的总水平，仍然是有升有降，基本稳定。因此，价格也不会轮番上涨。尤其应当看到，我国目前经营效益还很差，企业内部消化的潜力很大，只要大家自觉遵守纪律，以大局为重，轮番上涨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群众对物价的不放心，归根结蒂是耽心价格改革会降低实际生活水平，其实是不会的。如上叙述，物价改革不会出现物价普遍上升和轮番上涨，这是不会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证。解决农产品购销价格例挂以后，有些商品销价会上涨，国家要给职工某些补贴或增加工资，职工的实际生活不会因物价改革而有所下降。

　　(6)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改革工资制度，同样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不可掉以轻心。

　　这次工资改革的目标是：消除现行工资制度的积弊，把工资关系基本理顺，建立起能够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新的工资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国营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在企业，把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就是要使职工工资同本人担负的责任和劳绩密切联系起来，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7)现在，有一种消费欲望过高的倾向。反映在工资上，是对这次工资改革期望过高。应当看到这次工资改革，是在较大幅度的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这次工资改革增加工资的幅度，按平均工资计算，大约增加20％。这是建国以来增加工资最多的一次。通过改革，职工的工资将会有较多的增加，低工资、低消费状况将开始有所改变，但不能期望过高，西方国家实行的高工资、高消费、高福利，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还落后，国民收入还不高。十亿人口的大国，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一亿多人，每人每年增发一百元，从个人看数目不大，但全国统算就是一百多亿元。如果按一九八四年工资性支出增长的速度计算，将在三年多的时间内翻一番。这是我们的国力所不能承担的。

　　因此，这次工资改革，不可能还清大量的历史欠帐，不可能解决现行工资制度中一切不合理的问题，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收入，只能是先把新的工资制度建立起来，为今后工资的成倍增长打下基础。

　　(8)在工资和生活待遇问题上，要有个正确的比较。同西方发达国家比不行，同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比同样不行。有的同深圳等特区比，有的同农村“万元户”比，这是不切实际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要是指农民、个体劳动者，他们中可以出“万元户”。但他们是要担风险的经营者，同靠工资收入的国家职工不同。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工资问题上，也要有个正确的比较。应该向农民和工人增长的水平线看齐。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依然没有摆脱贫困，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企业的发展也不平衡，一部分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很差。如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增加幅度过大，势必引起新的社会矛盾。

　　为了保证工资改革的顺利进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讲党性、讲觉悟。要树立全局观念和推动改革、献身四化的精神。国家干部是社会的公仆。当前，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自觉地为改革做贡献。我们的个人命运是同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要经济建设上去了，个人的困难迟早会得到解决。反之，则一切都不能解决。

　　(9)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决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上、方法上、步骤上都是稳妥的。但是，也不能说经济体制改革就万无一失了。象我国这样的大国进行如此深刻的改革，情况千变万化，问题错综复杂，物价和工资改革尤其如此。稍不注意，就会走弯路，甚至断送改革的成果。去年，本来各方面形势很好，但几股不正之风一刮，给我们的改革增加了许多困难。对此，全团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考虑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发挥党的助手作用，为保证物价、工资改革顺利进行作出新贡献。

广大团员和青年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眼前和长远的利益，都跟物价、工资改革休戚相关。处于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确立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基本点，应放在改革大业上。我们不能因为局部的、暂时的、眼前的某些利益，影响、干扰整个改革大局。也不能容忍某些新的不正之风将六年来辛苦创造的有利条件毁于一旦。因此，在当前的物价和工资改革中，要与党同心同德，为党分忧解愁，不利改革的事不做，不利改革的话不说，同时还要影响和敦育周围的同志。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关心现实利益。中央已明确指出，这次工资改革的一条原则，是考虑到低工资职工的利益，大多数同志的收入都能有所提高。结合价格改革的因素，绝大多数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会下降，而会略有上升。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的改革带来的个人生活方面的实惠，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不在今天，而在明天。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只要我们坚信党中央，紧跟党的战略部署，我们的四化大业、改革大业就有希望，我们个人的前途和利益也就有了希望。

　


探析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熊利民


关键词：行政诉讼 调解 必要性 可行性
摘 要：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 条和第67 条第3 款的规定，确立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但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由法官主持当事人就行政纠纷“案外和解”的情况普遍存在，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调解”。这种现象造成了立法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值得我们深思。《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日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被纳入修改范围。可见，行政诉讼调解的价值正逐步得到学者和立法机关的认可。但是反对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传统理论力量仍很强大，加强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研究力度，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出发，在分析理论界纷争的基础上提出个人观点，探析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求能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一、引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反观我国审判实践，“案外和解”的现象普遍存在。行政诉讼法施以来，行政案件撤诉率长期居高不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大量的行政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甚至动员下以“庭前和解”协议解决，以撤诉的合法形式掩盖“案外和解”的过程及内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我国加入WTO后国际争议解决机制中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对我国的行政诉讼禁止调解提出严峻挑战，我国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反思依赖“公权不可处分”理论设计的行政诉讼禁止调解制度。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我国理论界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纷争入手，用比较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探析构件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探讨法治和调解之间的连接点，并尝试将调解纳入到行政法治的轨道上，更好的发挥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
　　二、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理论界纷争
　　(一)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立法现状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知》指出：“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其他的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因此，人们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判决。”1987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再次就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明确作了规定。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0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行政诉讼法》第67 条第3 款又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这些规定表明我国行政诉讼中除赔偿诉讼适用调解外，其他的以禁止适用调解为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如此规定是以传统理论 “行政权的不可处分”作为支撑的,但在理论界，对行政诉讼是否适用调解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二)理论界纷争
　　对行政诉讼是否适用调解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肯定的态度，一种持否定的态度,两种观点都有自己充分的理论依据。
　　反对者认为,公权不可处分,行政管理活动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由法律事先规定的，双方当事人都没有选择的权利,[①]行政机关不能采取完全或部分放弃其行政职权的方式来促成与相对人的和解;公共利益不可出让,如果在行政诉讼中允许调解，无疑为行政主体拿公共利益与相对人进行交换，结果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行政诉讼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职权都是法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不存在第三种可能;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地位不平等,行政案件争议的诉讼标的是一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不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不平等。[②]
　　支持者认为,公权力并非不可处分,行政主体可以在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处分公权;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并不必然损害公共利益,现代行政为服务行政，行政诉讼也并不存在一般性的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人民法院以实现公共利益为重要内容的国家权力也必然体现于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中，只不过他是通过对可能遭受行政权力侵害的公民个体提供公力的救济来实现公共秩序或者更高层次的公共利益，法院不会成为保护公共利益的障碍;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并不违反合法性审查,其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并且要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这个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法院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双方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从上文可以看出，理论界就行政诉讼能否适用调解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对上文两种观点仔细甄别后，更加倾向于支持者的观点,笔者支持建立有限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本文接着将深入探究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三、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在理论上不存在足以否定行政诉讼调解建立的障碍,随着我国法制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行政诉讼制度完善和行政审判现实的需要、降低诉讼成本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是完全必要的。
　　（一）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及行政审判现实的需要
　　行政诉讼制度禁止调解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自建立以来，在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行政诉讼制度存在诸多缺陷。[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们热衷于通过信访等非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救济手段单一、救济成本较高、救济效率低成为受害方通过行政诉讼实现权利救济的主要障碍。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只能通过法院审理判决来实现权利救济，没有选择其他具体救济途径的余地。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可以实现行政诉讼具体救济途径的多元化，降低救济成本，提高救济效率，给当事人选择救济途径的权利。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通过调解而结案的事实，必然要求行政诉讼法对此作出反映，使这些案件的结束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行政案件撤诉率居高不下已成为不争事实,这种现象已说明，大量的行政案件是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得到解决。为解释这种怪异的现象，有人指出“法院不能调解，但是原、被告可以和解。”[④]也有人说“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些说服教育工作”，需要强调的是，与其让这些变相的调解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允许当事人调解、协商，由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不违反当事人自愿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使调解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工作方式，以消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所产生的尴尬。因此，设立调解制度，将当事人的协商过程和内容置于司法审查之下，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二）降低诉讼成本
　　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必然要求诉讼经济化,调解是行政诉讼经济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任何人都不愿轻易涉诉，理性的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充分考虑其行为的成本，行政诉讼成本的考量成为影响相对人涉诉的主要因素。人们在决定采取何种方式解决纠纷时，其内心中都会进行一番比较，这是每一个理性人都会经历的抉择过程，人们尝试了其他救济手段无效或非诉诸法律不可的时候，会选择走进诉讼程序，但法律规定行政诉讼的低起诉收费，是否就意味着行政诉讼的成本不高呢？我国行政诉讼禁止调解，意味着除非原告撤诉，否则案件都必须经过审理阶段。从行政诉讼程序看，从起诉、受理到立案、开庭审理，有些诉讼还要经过复议、听证等程序，要耗费当事人更多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人情社会里，很多的行政诉讼当事人仅仅是为了讨个说法，与政府机关作对，在民众的眼中，历来扮演非良民的角色，而且，不管和行政机关发生何种矛盾，纠纷解决之后，终归要在其范围内生活、工作，因行政诉讼带来的紧张关系导致生活压力加大、人际交往尴尬的窘迫困境是原告所不想看见的。这些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人情成本都会导致相对人思想负担过重不敢涉诉，另一方面，这也与诉讼经济化背道而驰，诉讼经济化除了简易程序、书面审理外，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诉讼中的调解。[⑤] 调解可以消除相对人的思想顾虑，用行政诉讼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默许甚至动员下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比由人民法院强制解决当事人纠纷的判决方式更加柔和，基于平等、自愿的基础达成的协议，结果双方往往更加容易接受。如果能在坚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资源耗费，在法定审限内尽快结案，使争议的法律关系尽早得以确定，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经济价值，[⑥]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有价值的。
　　于其他审判方式而言，行政诉讼的调解有诸多优势,这些优点可以节约大量的诉讼成本。调解基于当事人自愿与平等，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一般情况下当事人都能够履行，这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行政诉讼适用调解能够更好的实现司法效率，除快审快判外，社会效果也是司法效率的体现，调解一般不发生上诉，极少出现申诉和上访，不会涉及执行难的问题，其结果是节约司法资源，减少法院压力，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人民法院在调解中担当一定的角色，避免了“案外和解”后行政机关不履行协议义务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当然，调解意味着行政机关对原告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作出让步，但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群众和行政机关的对立情绪。
　　（三）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1992年推行市场经济以来，行政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建立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手段主要表现为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政府扮演了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政府的服务性不强。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从“全能”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向转变，更加注重政府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我们的行政管理手段逐渐向柔性、合意、服务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影响到作为救济手段的行政诉讼。我国行政诉讼要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引入行政诉讼调解，完善救济途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过去相当长的时期，英美“控权论”思潮对我国行政法学界影响深远，以至于更多看到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明显对立性，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存在不可消除的紧张关系，既然如此，两者和解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但现代行政法理论更多强调，行政管理已不再仅仅是行政机关单方意志的体现，更多的时候，这种行政管理表现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的合作，只有合作的行政才能使行政机关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这种合作越充分，两者双赢的可能性就越大。实际上这种合作就是指在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应该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达到双赢的局面，这既有益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也有益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减少本可以避免的麻烦。
　　四、析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
　　随着行政诉讼制度完善和行政审判现实的需要、降低诉讼成本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完全必要，但是否可行呢，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探讨。
　　（一）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
　　立法时及实施初期，不适用调解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基础。行政诉讼法立法初期，我国的法制发展水平不高，执法人员的素质有限，当时对调解如何理解和操作存在很大分歧，如果在这种背景下引入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可能会导致行政审判无法发挥保护公民以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将不利于行政审判的开展。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成为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学者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展开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现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奠定了强大理论基础。
　　行政主体具有一定的处分权。有学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只能处分某些诉讼上的权利，不能处分实体上的权利”。[⑦]但从行政法发展的趋势看，传统的行政行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现代行政已经向服务行政、合意行政的方向发展。合意行政主要表现为非强行行为，如，行政指导、行政调解、行政合同等，非强制行政行为有着自身的优势与特点，其灵活性、应变性等的特点则容易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当今，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以合意为基础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是拥有一定的实体处分权的，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存在协商的空间，只是这种“处分权”带有非随意性而已。
在行政诉讼中有限适用调解与维护“公共利益”并不对立。公共利益都是由一个个合法的私人合法利益按照某种方式组合起来的，“公共”泛指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的公共合法利益，之所以维护公共利益就是防止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的共同合法利益受到侵犯，因此，维护公共利益就是维护一个个私人合法利益的“共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的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到私人利益的“个性”和公共利益的“共性”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这个最佳的结合点就是调解存在的空间和余地。在行政诉讼调解中，人民法院居中主持，调解协议必须由其审查认可方可发生法律效力，若该调解真侵犯“公共利益”，完全可以不予确认，既调解无效。
　　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只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规定，并不影响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行政诉讼法之所以规定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主要是出于防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但我国并非“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历来是“行政权一家独揽”，即使在三权分立的国家，也出现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扩张，在“行政权一家独揽”的中国，司法权干预行政权更是无从谈起，这已经消除了行政诉讼立法时禁止适用调解的立法顾虑。由此可见，在行政诉讼中，审查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存在适用调解的可能性。
　　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传统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的服务性不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地位，但随着服务行政、合意行政的发展，加上《行政诉讼法》第5条的规定，在理论上和法律规定上，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这为调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地位平等也不是调解的必要条件。[⑧]
　　司法实践已证明，行政诉讼调解是解决行政纠纷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已经出现公开尝试“行政案件协调”的典型案例，譬如，1998 年四川省眉山市某区政府将13.1 亩的国有河滩地给一家养殖场作为建设用地而引发的与养殖场业主黄某行政诉讼一案，本案中由于法院居中“协调”双方，不但妥善处理了原有的行政纠纷，而且还成功避免了新的矛盾的产生，收到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这也说明司法实践也在呼唤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
　　（二）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虽不适用调解，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协调工作”为我们提供可实践基础。行政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甚至动员下通过“案外和解”协商解决的，“案外和解”中的这种协商实质上就是调解，只是最后以撤诉的合法形式来掩盖“案外和解”的过程和内容而已，禁止调解的规定在“案外和解”中被悄然规避。可见不适用调解的制度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巨大反差禁止调解的规定已名存实亡。将这种变相的调解予以规范，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可以说是解决目前行政审判出现这方面问题的有效办法。[⑨]立法者当初设立禁止调解制度的本意则是担心调解会损害原告利益或公共利益，事实上，禁止调解不仅未能真正保护原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相反却在诉讼程序以外悄然地进行着侵害。面对行政案件非正常撤诉背后隐藏的为行政诉讼立法所始料不及的突出问题，与其让“案外和解”这种变相的调解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因此，设立调解制度，将当人的协商过程和内容置于司法监控之下，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大量的“案外和解”和“协调处理”的存在为我们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域外实行多年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可供我们借鉴
　　域外实行多年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可供我们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中，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者法院进行调解。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 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可，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 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日本、瑞士等国虽然未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仍可以推知，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在域外，既有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明确规定，也有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在采取行政诉讼调解的国家，虽然存在着行政处分权有限，调解可能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的顾虑，但行政诉讼调解的正面效应决定了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立。域外审判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建立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
　　（四）ADR 对我国行政诉讼具有借鉴意义
　　ADR 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新的方法和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而富有成效地运用。ADR 是英文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意思是非诉讼解决机制，是西方国家解决纠纷的常用方式，更是西方国家由诉讼推崇向自治理念发展的结果。ADR以调解为主要标志，具有简便灵活、成本低廉和高效的特点。在调解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上各国普遍采取的是调解优先的原则。美国是ADR的发源地其运用取得了异常惊人的成果，美国的行政案件中，调解是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对 ADR 较之于诉讼则持优先与鼓励的态度，英国的行政案件，大约 4/5 是通过调解解决的，1/5 是判决解决的。除西方国家外，在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ADR 也具有很长的历史，在行政案件中也是经常运用的。
　　我国加入 WTO 后，行政审判具有了更强的外向性，为适应 WTO 的要求，ADR 这种高效便捷的解决争端的制度对我们在审理涉世行政案件中引入调解机制不无借鉴意义。同时，美英等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中调解的有效运用对我国行政诉讼设立调解制度更有直接的参考和借鉴价值。ADR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更多地强调的是诉讼外的调解，这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国情，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公民法律意识进一步提高，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ADR对我国行政诉讼极其重要借鉴价值。
我们还需强调的是，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允许行政赔偿案件适用调解的规定,经过多年的行政赔偿案件的调解实践，我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我国已出现公开尝试“行政案件协调”的典型案例。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不同的滋生土壤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法律文化类型和法律心理。自古以来，调解在中国一直有着广泛的适用，西方的法律文化孕育了以诉讼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观念，而在中国古代却形成了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观念。在文化的沉淀里，调解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方式，还在于这种纠纷解决制度的安排体现了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安排，也体现了一种特殊文化价值的趋向。传统文化要求人民得与自然界的和谐，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但社会生活是交互性的，冲突不可避免。当冲突产生时，人们就会选择既能解决冲突、又能保持和谐的手段来解决冲突。由于调解是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因而更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⑩]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肯定，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目前，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引入调解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五、 结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趋势日益明显，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应当依法行政，通过救济途径及时解决纠纷，行政诉讼在解决官民纠纷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长期以来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未将调解制度纳入其中，结果导致我国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通过“案外调解”、“协调处理”等违法手段处理，一方面这与行政诉讼禁止调解的初衷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法律被规避，当事人的权益无法切实得到保障。司法实践与立法意图的巨大反差，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当初的法律规定。本文深入分析理论界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纷争，充分说明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理由，深入探析了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既是必要也是可行的，因此，我国应当而且可以确立有限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提上日程，希望以立法形式规范调解制度，更好的发挥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