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资入台促进两岸经贸双向交流交往

解读台湾新增修的《关系条例》四十条之一、之二，六十九条，七十三条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称《关系条例》）是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于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同年九月十八日施行，国民党政府在立法说明中表示：“一九九一年二、三月间，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及行政院会议分别通过之国家统一纲领已明白宣示，在‘一个中国’之原则下，两岸应在交流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于民事事件，除本于‘一国两地区’之理念，适度纳入区际法律冲突之理论。”并对大陆地区人民“设有若干必要之限制”；《关系条例》分总则、行政、民事、刑事、罚则、附则等六章，计九十六条；后经历八次修正，增修订三十九条条文。二00二年二月台湾行政院长要求陆委会对《关系条例》提出整体修法意见，二00二年六月初审通过；从提出到立法院三读通过，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经历立法院四个会期，历经风波，《关系条例》在经过十一年后，新增修条文五十五条；民进党政府修法是基于：一、两岸交流现状及台湾民意已走在法律的前面；二、两岸均加入WTO后，台湾应履行承诺等因素。
民进党政府在二00三年十月九日的《两岸条例修法于第五届第四会期通过协商之说明》中表示：“两岸通航为高度政治面、经济面、技术面操作的敏感问题，非立法技术面的调整即可为之；”可见民进党政府对《关系条例》的重大翻修主要着重在立法技术面与事务性；部分条文参考了台湾的《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的立法设计与方式。
二00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民进党政府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检讨修正说明》称：“两岸长久以来处于政治分立之状态”“大陆以高度政治取向操作两岸直航议题”“‘以民逼官’，‘以商围政’，‘地方包围中央’”“一再设立‘一个中国内部事务’的政治障碍”“直航是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不可回避的问题”“但直航也会增加两岸企业竟争的压力。如果两岸人员、货品是向大陆倾钭的流动情况，则直航对台湾经济的负面效应可能大于运输成本的节省。”“在海运方面，大陆以“台湾海峡两岸间航运管理办法”规范台湾与大陆之海运航线，且将之定位在特殊管理的国内航线，造成政治上的障碍。”“在空运方面所涉及的问题其复杂程度较海运为高，大陆目前尚无规范台湾与大陆之空中运输之法法规”“因此，解决通航障碍之作法，须由双方共商可接受方式来进行，并签订相关协议，再由双方据以修订内部法规来执行。”“双方可共同接受的谈判模式，才能共同解决两岸通航所面临的问题及障碍。”
一九九二年国民党执政时制订《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其在立法说明中表示：“在‘一个中国’之原则下”“本于‘一国两地区’之理念，适度纳入区际法律冲突之理论。”
二00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民进党政府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检讨修正说明》关于两岸通航的问题中表示：“‘一个中国内部事务’与‘特殊管理的国内航线，’是政治障碍。”
如上所述，民进党政府虽对《关系条例》有重大修正，如增加复委托机制等，官方到民间，由单一的海基与海协到多元全面接触。但其各项委托授权的方向与空间，将成为观察两岸关系是否有可能发生变化的重要指标。《关系条例》其修增法条是粗线条的、原则性的，授予行政部门的行政权空间很大；如果民进党执政或国亲两党执政，会因其各自政党对台湾定位理念上的差异，对制定与《关系条例》相关的配套措施、许可办法、执行等产生影响，从国民党政府一九九二年的《关系条例》立法说明与民进党政府二00三年的《关系条例》修正说明中的差异可见一斑；故为同一部《关系条例》，执政者的行政权空间大，为不同的政党执政时，对执行《关系条例》及其配套法规采取各自的解读，执政者决定执行力，《关系条例》执行力有待明年台湾总统大选后由哪个政党来执政。执政党的态度将成关键因素，而台湾主流民意决定台湾由哪一党为执政党，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本质上由台湾主流民意决定；未来可能上台的执政党有不同思维与理念，也将可以透过行政权，清楚的反映在具体的行政执行上。
因此《关系条例》的修正，在短期内不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此次开放幅度没有超出台湾目前的政策范围。多数是配合现状补正。将走在法律前面现状规范化、法律化。
但《关系条例》其他经贸等法条的增修订条文，从两岸民间经贸交流交往的角度来探讨是值得肯定的，例如：
第四十条之一：“大陆地区之公司组织，非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在台湾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不得在台从事业务活动；其分公司在台营业，准用公司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一、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一条至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三十八条及第四百四十八条规定。
前项业务活动范围、许可条件、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撤回、撤销或废止许可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经济部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本条为新增条款，对大陆地区公司组织在台从事业务活动，采许可制，参照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一条及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经台湾主管机关经济部许可，可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可在台从事业务活动；大陆分公司在台湾营业的基本规范，参照台湾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七条，准用公司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规定。另有关文书送达、登记改正及更正、核发证明书、费用收取及执行等一般规定一并准用。台湾公司法第七章规定，外国公司非经认许并办理登记，不得在台湾境内营业，其无意在台湾境内营业而派代表人在台湾境内为业务上之法律行为时，应报请备案。大陆地区公司组织在台从事业务活动，参照此种规定管理，大陆地区公司组织在台湾地区从事业务活动，应先经许可。至于偶发、非经常性之个别法律行为，不是四十条之一所规范的。四十条之一第二项明定授权订定办法的法源依据。有关大陆地区之公司组织在台设立办事处或分公司，其从事之业务活动范围，或其它应遵行事项等，授权台湾经济部制定相关办法予以规范。四十条之一与修正条文第七十三条之规范意旨不尽相同，该条系规定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须经许可，始得在台从事投资行为，本条系针对大陆地区公司在台为业务活动之规范。

根据台湾《关系条例》新增订的四十一条之一，大陆地区的公司可以在台湾设分公司或设办事处；申办公司的办理程序是：
应备齐有关材料向台湾“经济部”商业司第一科申请认许，经认许给予认许证后，再向在台湾境内设立分公司所在地的省（市）政府建设厅（局）办理分公司设立登记之后，始得在台湾境内营业。
申请人认许时应提供如下证明文件：
1）申请主办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
2）申办在台公司营业范围；
3）资金总额及在台营业所用资金金额；
4）在台湾境内指定的诉讼及非诉讼代理人姓名、国籍、住所或居所及其授权证书；
5）公司章程；
6）股东会或董事会对申办台湾公司的决议；
7）在台营业计划书等。

陆资公司申请认许，如公司名称非中文时应译成中文，并标明国籍及公司组织之种类；
申请认许时公司名称无须加具“XX分公司”字样。
公司申请认许前，应先依“公司名称及业务预查审核准则”之规定，向台湾“经济部”商业司第六科办理公司名称预查，其名称之使用，并受前述准则和台湾“公司法”第十八条规定的限制。
陆资公司登记使用名称为中文者，其申请认许之名称应与其本公司登记相同。
陆资公司应在台湾境内指定其“诉讼及非诉讼代理人”，该人并为陆资公司在台湾境内公司的负责人。至于陆资公司在台湾分公司之经理，就“执行职务”之范围内，固为公司负责人。但其权限与职能与“诉讼及非诉讼代理人”不一样，陆资公司指派的“诉讼及非诉讼代理人”兼任在台湾分公司的经理，也是可以的。
陆资公司无意在台湾境内营业，而指派代表人在台湾境内为业务上的法律行为，即设立代表处，应报明之事项有：
1）公司名称、种类、国籍及所在地；
2）公司股本总额及本国设立登记之年、月、日；
3）公司所营之事业及其代表人在台湾境内所为业务上之法律行为；
4）在台湾境内指定之诉讼及非诉讼代表人之姓名、国籍、住所或居所；
5）设置代表人办事处者，其所在地。
以上报明事项如有变更，应向“台湾经济部”办理报备事项变更。
陆资公司能否在台湾购置地产？台湾《关系条例》新修订的六十九条规定：“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或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公司，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移转不动产物权。但土地法第十七条第一项所列各款土地，不得取得、设定负担或承租。
前项申请人资格、许可条件及用途、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审核方式、未依许可用途使用之处理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另：二00二年八月八日正式公告，八月十一日起开始受理申请的《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转移不动产物权许可办法》的规定：陆资可入台在整体经济项下投资观光旅馆、观光旅游设施、工商综合区、公共建设办公大楼及高级住宅出租住宅等。但缺少配套法规与措施。
陆资公司经认许后，可以依法在台湾购置其业务所需之地产，但以大陆法律准许台湾公司在大陆购置地产为条件。其申请应向台湾省（市）政府建设厅（局）提出，并转呈台湾“经济部”核准。
在台湾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的主管机关及其职权
一、台湾“经济部”商业司的受理范围：外商认许、报备、实收资本额新台币一亿元以上以及公司所在地在金门、马祖地区的台湾公司；其次：依台湾“外国人投资条例”及“华侨回国投资条例”设立的公司。
二、台湾省政府建设厅的受理范围：实收资本额未达到新台币一亿元其所在地在台湾省辖区内的台湾公司及外国分公司。
三、台北市政府建设局受理范围：实收资本额未达到新台币一亿元其所在地在台北市辖区的台湾公司及外国分公司。
四、高雄市政府建设局受理范围：实收资本额未达到新台币一亿元其所在地在高雄市辖区内的台湾公司及外国分公司。
五、台湾“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受理范围：加工出口区内之公司。
六、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受理范围：科学工业园区内之公司。
顺利、可靠、安全----从商事法的发展历程诠释商事法的基本精神

范宏瑞

商，梁彗星、王利明定义为“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商品交易行为”。商业从一开始就是和追求利润最大化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买卖双方中一方利润的增加必然造成另一方利润的减少，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交易双方在利害关系上完全敌对和相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的辩护，并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
以保险为例，保险最大的特点在于对未来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是在进行一场博弈。①在博弈中风险与收益并存，对保险人来说，保险事故若没有发生，它可以无偿获得保险费；而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它就要付出成百上千倍于保险费的赔偿。保险人是否接受保险以及保险费率的确定依赖于投保人提供的标的风险状况，如果投保人一开始就存在恶意，告知其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那么这场博弈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尤其对于海上保险，一次赔偿就有可能让保险人破产。如果任由双方自由选择占优战略，②那么投保人最有可能选择这种欺诈的战略。任这种情况发生，那显然是与商业追求利润的本质相冲突的，也不会有人从事保险业，交易双方在博弈中两败俱伤，在经济学中这是最不理性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从法律制度层面保证交易顺利、可靠、安全，③商法的作用正在于此。
商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中世纪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商人成为众多独立阶层中的一个独立阶层，由于当时的法律无法对其利益予以保护，④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并在自身发展中建立了商人的自治权和裁判权，形成了商人习惯法，并在近现代发展成为独立的商事法。
由于商法发展的这一特点，以及商人这一特殊身份的存在，使得商事法呈现出与民法相当大的不同点。即使在民商合一的国家中，商事法也有大量特殊规则。从基本精神来看，民法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商法则可以归纳为自由、平等、安全。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商法不同于民法之处，也能体会出商法的基本精神??确保交易顺利、可靠、安全。
如果说道德规范的本质体现在民法中，那么我们可以说营利的本质体现在商法的规定中，而企业交易的顺利和可靠是它达到营利目的的重要条件。
商法把营利性视为自己的宗旨，其法律效益侧重于经济利益层面。要营利就要遵奉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通过规范以现代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市场主体及其营利行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要营利就要保障交易的平等、自由、效率、安全与秩序，这是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前提。这就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则经过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改造，变成为具有新的内涵的商法原则。商法通过对原有民法制度的补充、变更、⑤特殊化规定⑥及特别制度创设，形成了自己的制度体系。商法通过促进财富的增值和互惠所追求的人道与正义，也超越了民法“博爱”、“给每个人应得部分”的分配正义和关注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思想空间，形成自己独特的法律精神??顺利、可靠、安全。
因此，确保交易顺利、可靠、安全成为商事法律制度的灵魂，⑦贯穿于商事法律制度的始终，这可以体现在以下原则中：
1．短期时效主义与商事交易定型化原则
商法为了使商事主体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进行多次反复交易，在商事交易时效期间上采取短期消灭的时效原则。各国商法对于商事合同的违约求偿权大多适用2年以内的短期消灭时效，对于票据请求权大多适用6个月、4个月、甚至60日的短期消灭时效。商事交易定型化是指交易形态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这使得交易能够快捷进行，简化了权利转让程序。促进资源加速安全流转，推动权利人及早行使权利，在这里体现的极为明显。
2．要式主义
商事交易形式必须依照法律的严格规定，否则会造成交易的瑕疵或无效。尤其在票据行为中，这一原则尤为突出，仅因为形式上的欠缺就会造成票据权利的丧失。这将确保商事行为按法定方式进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3．公示主义
企业在商事交易中应依照商事法规定，公开交易中公众所必须知道的重要事项，比如公司登记的公示、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船舶登记的公告等，这大大加强了交易的安全性，减少了欺诈的可能性。
4．外观主义
这是指以交易当事人行为的外观为准，而认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在德国法中称为“外观法理”，在英美法系中称为“禁反言”（estoppel by representation）。法律行为完成后，出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原则不得撤销⑧。外观主义在票据上表现为对票据行为的解释，应遵循外观解释原则，只能就票据上记载的文字解释，又如在公司法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视同公司的行为，即使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超越了公司章程的授权，只要相对方是善意的，此行为也是有效的，即“越权有效”原则。⑨
5．严格责任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企业在交易中发生障碍，许多国家的商事法都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即在商事交易中，债务人无论是否有过错，均应对债权人负责。⑩比如公司法上对公司发起人的严格责任规定，公司负责人在执行业务时造成他人损害由其与公司一起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等。
从以上的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由营利??商事行为的本质所决定的商事法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对商事法认识、学习、研究的基础。
另外，笔者将从另外一个层面谈一下商事法的基本精神。中世纪商法的形成，尚有着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背景。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之后，欧洲经济出现复苏，庄园经济、手工业和城市经济、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海上贸易和城市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商人阶层的形成和壮大，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雏形。旧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的法律无法对他们的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商人自治和商事习惯法。我们应当看到，顺利、可靠、安全这一商事法的基本精神不仅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促进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而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商法的演进，两者形成有益的互动关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则是文化、教育、文明的昌盛，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就本质而言，歧视、特权、压迫是和商法本质格格不入的，商法的发展始终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可以说，在顺利、可靠、安全这一字眼下掩藏的是平等、自由、价值、尊严。商事法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的价值、尊严的发展史。
通过把握商事法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革，并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商事法正是在此意义上，通过保障交易的顺利、可靠、安全，达到优化配置社会资源，使社会资源掌握在有着良好素质和背景的人手中，同时培养出一个强大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层。在封建的欧洲，它促进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人阶层）的成长壮大。在近现代的世界，它促进了资产阶级中的中产阶级发展壮大。我们可以发现，近现代以来，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可缺少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尽管这个中产阶层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可能有着不同的内涵），强大的中产阶层可以对极权和专制形成有效的制衡，避免社会走向或左或右的极端形态。同时还可以发现，越是商事法发达的社会，越存在强大的中产阶层，越是存在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尊重，其文明和法治程度越高。恐怕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存在这么一种规律：商事法的发展对中产阶层的壮大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推动作用。中世纪的欧洲证明了这一点，现代社会的现实验证了这一点。美国是一个商法发达的社会，是一个有强大中产阶级的社会，是一个尊重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它的历史上几乎未曾有过极权和专制，这三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恰恰密切相连的。恐怕这一点对现在许多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目前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层，商事法的发达在这方面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使有着良好教育背景和较高素质的人掌握社会资源，并逐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推动中国向着更民主、更自由、更尊重人权的方向发展。
商事法的基本精神是人类文明和价值尊严的表层突现，人类失去商法，世界将会怎样？
① 博弈是指两个或多个个体相互作用时，每一个个体必须在不知道对方如何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行为。
② 占优战略是指无论其他参与人选取什么战略对于该参与人来说都是最好的战略。
③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来说，法律制度的作用是促使参与方在博弈中达到一种纳什均衡。对于任何一个参与方来说，没有比目前更好的战略来应付其他人的战略，我们就说这是一种纳什均衡。
④ 中世纪的欧洲盛行封建法律和教会法。前者否认交付行为无因性规则，确认连带债务分别偿还原则，肯定卖方得以低于市价过半数为理由而撤销其买卖行为，甚至设置种种歧视性规定；后者严禁货款收息，不准借本经商，并视不经加工而转让货物为违法行为。
⑤ 以商事行为的代理为例，非显名主义??在民法上，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在一些国家的商法中，商事行为代理人虽然未表明是为本人进行，其行为对本人和本人的对方当事人仍发生效力。另外，委任商事行为的代理权，不因本人死亡而消失；商事行为代理人的权限要比民事代理的权限宽，许多国家的商法都确认这样的原则：商事行为的代理人，在不违背被代理人授权本意的范围内，可以实施未被直接授权的行为。
⑥ 以商事留置权为例，在民法中，强调被担保债权和留置标的物的个别关联性，即债权人所留置之物应是同债权有直接关系的物，而商事留置权仅强调一般关联性，不要求留置标的物与债权有直接关系。
⑦ 这并不是说平等、公平、诚信等民法基本原则对商法不重要，而是因为这里强调的是商法精神的特殊性，对民法精神不再赘述。
⑧ 这种做法，民法虽然也予以认同，如表见代理制度，但它是作为对个别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存在的，而商事法则是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在具体制度上加以落实，如公司虚假登记的责任、表见经理人的责任、表见代表董事的责任、背书连续的证明力等。
⑨ 这一原则最早由大陆法系确立下来，英美法系的公司法在二十世纪以前是不承认此项原则的，后来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靠近和融合，以及此项原则固有的优越性，美国和英国在立法中相继吸收了此项原则。
⑩ 这与民事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从侧面反映了两种责任法律精神的差异----人道主义与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