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关系

郝鑫


　　众所周知，现代法治国家，就民事诉讼而言，皆采证据裁判主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裁判的最终作出，均须以证据作为基础，证据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居于核心地位已经成为不容置疑之事实。与此同时，又因民事诉讼之目的在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故其维护私权之意旨亦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皆应由当事人来自行负担且应直接与诉讼结果相关联。此乃被誉为“民事诉讼脊梁”——举证责任的精义之所在。从世界范围考察，采绝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家固然如此，就连采相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概莫能外。然而在我国，由于自建国初期即全面师承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与民事诉讼立法，并将其奉为完美无缺之范式，故而逐步形成了带有浓重苏化色彩的民事诉讼模式。此种模式最为突出的表征体现为：法院可以在当事人的请求范围之外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且能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当事人之举证反倒成了法院依照其调查收集所得之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辅助手段，诉讼的最终结果往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或者根本就与当事人之举证全然无涉。198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试行）》），极为典型地折射出了此种基本上由法院包揽证据之调查收集的民事诉讼格局。该法第56条第1款虽然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紧接着却在该条第2款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两款之间自相矛盾的逻辑关系以及第1款中当事人之举证行为与诉讼结果的完全脱钩，直接造成了当事人对其举证责任的敷衍塞责甚至完全放弃，并使视查明案件事实为己任的人民法院由此背上了全面调查取证的沉重包袱。严重失调的诉讼格局和低下的诉讼效率对于他方当事人及人民法院来讲，均已成为苦不堪言的重负。

　　由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上述瑕疵导致审判实践中滋生出诸多难以在既有立法状况下加以克服的弊端，更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之内在动因的有力驱使，《民事诉讼法（试行）》关于人民法院全面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定终于被1991年正式颁行的民事诉讼法中人民法院只能有限度地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定所取代。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从前述规定所反映的立法意旨以及条文本身所蕴含的逻辑关系来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无疑是以当事人举证为原则以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为补充的证据收集范式。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证据均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而人民法院则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有调查取证之职责。由此看来，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之规定相比较而言，这似乎不失为已有较大改良故而较为理想且相对适应国情的一种证据收集范式，然而明眼人仍可轻而易举地发现，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所规定的当事人应负之举证责任仍旧仅仅停留在行为要求的层面上，仍旧与诉讼结果的应有制约相互分离，加之该条第2款中前一句式语义上的含混模糊和后一句式对适用情形的概括无度，无异于赋予了人民法院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拥有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由此观之，在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实际上并未形成泾渭分明、各自独立的适用畛域。此种立法现状，直接致使审判实践中的证据收集活动紊乱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其主要表现是，要么在证据的收集上出现当事人与人民法院均拒绝涉足的“真空地带”，从而致使相当一部分案件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梗阻”状态，要么是人民法院近乎武断地基于所谓审理案件的“需要”而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大包大揽，从而使当事人之举证名存实亡，而这种大包大揽的背后，通常都与地方保护主义甚至枉法裁判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是不争之事实。此种状况的客观存在虽然尚不足以表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证据收集范式就是《民事诉讼法（试行）》之原有规定的简单复归，但若要说二者之间存在多大的实质性差异显然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溢美之辞。关于这一点，始于数年以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将强化当事人之举证责任作为突破口，便为人人皆知之明证。

　　我们认为，无论目前审判实践中各地人民法院对于强化当事人之举证责任是如何进行“探索性”操作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尽快厘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二者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的界分，显然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与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点，任何试图完善民事审判方式之举措均将是劳而无功，甚至有可能是适得其反。而要廓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则不能不以深入地剖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制度性瑕疵作为切入点。

　　然而，在这一事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成败与否的重大问题上，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与应有的关注。这不仅表现在专就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予以探究的学术论文很少，更表现为在为数不多的因论述举证责任等问题而涉及到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文章中，对此问题的诠解也大抵皆为歌功颂德式的正面铺陈而少有理智批判的佳论。因而，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并未能够在理论上得到真正的解决。为此，我们不揣冒昧，拟从另外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对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一番粗浅的梳理，不当之处，尚祈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可以得知，在通常情况下，证据均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而人民法院则只在遇有以下两种特殊情况时，方可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其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其二，人民法院认为因审理案件而需要调查收集某些证据。这两种特殊情况亦即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法定前提条件，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为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适用畛域划定了“楚河汉界”，然而这两条“楚河汉界”却因为立法上的含糊其辞或曰语焉不详而在实际上变得不可捉摸，难以在审判实践中加以精确的把握。具体就第一种情况而言，显然就存在一个人民法院如何对造成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所谓“客观原因”进行正确识别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所谓客观原因，乃是相对于主观原因而言的，而主观原因大抵是指行为主体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由此可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而未能自行收集证据实际上是一种客观上的举证不能，其中并不包括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主观上的过错而未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如若某一项或某几项证据是由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主观上的过错而未能自行收集的，人民法院同样不能也无权去主动调查收集。道理固然简单，然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上述情况的认定则显然会因其对所谓“客观原因”的理解不同而结果迥异。其实，第一种情况中所存在的标准含糊之立法瑕疵在第二种情况那里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可以想见，人民法院仅仅凭藉“认为审理案件需要”这一具有无限弹性，语义极为含糊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之理由便可以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必将使得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因案件承办法官的不同而大不相同。法官的个人情感、生活经验、认知能力以及业务水平，往往也就成了划定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大小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完全可以说，有多少个法官，就会产生多少个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实施标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法官“随心所欲”的代名词。

　　或许是出于消弭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上的含混不清并借以克服由此而在审判实践中所生成的种种弊端之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73条对立法规定作了相应的补充性解释。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即便撇开因司法解释本身所固有的刚性不足之弱点故而难以完全弥补立法上的缺漏不谈，单就其内容而言，其实亦远未能够做到对立法上的模糊规定作出富于操作性的精巧设计。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对该项司法解释作更进一步的探究。《适用意见》第73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综观该项司法解释，若就其中所含之适用情形的数目而言，确实要较立法上的列举为多，故而似乎已有改良，然而究其实际内容，除去第(3)项之外，其余诸项所涵括的内容与立法上之规定其实并无二致，不过是对立法规定的如实“复印”而已。具体来讲，其中第(1)项显然只是对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中前一句式所做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机械移植，而第(2)项、第(4)项则因均含有“人民法院认为”这一弹性十足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的字眼而在实际上与《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中之后一句式的内涵如出一辙，亦无任何新意。就第(2)、第(4)两项的彼此关系来讲，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之徒具象征意义的“例证”而已。至于《适用意见》第73条第(3)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之规定，虽然具有“扩充”立法规定之相对独立内涵，但将其列举为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第三种情形，显然是直接有违举证责任原理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旦出现“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这种状况，即表明此案件陷入了真伪不明、曲直难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所要做的就是也只能是适用举证责任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也即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而不能越俎代庖地去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事实上，即便是人民法院置举证责任机制于不顾而去越俎代庖地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也未必就能及时收集到足以打破因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而使案情隐入真伪不明、曲直难辨状态所需要的证据。基于“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之?制，人民法院到头来往往还得依照举证责任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

　　正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前提条件上缺少内涵明晰、易于操作的精确标准，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未能封堵住这一明显的立法罅漏，故而使得人民法院在主动调查收集证据方面实际上拥有了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并由此而在审判实践中造成种种弊端：

　　首先，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由于其仅仅停留在行为要求的单一层面上，并没有与诉讼结果直接挂钩，加之其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间的界域不清，故而常常使得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自行收集证据的问题上产生懈怠心理，甚至当他们面对那些原本未必难以逾越的取证障碍时，也会借口出现了使他们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客观原因”而不加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举证努力，一味依赖人民法院对证据的调查收集。而人民法院对自己在主动调查取证方面所拥有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的“积极行使”，无疑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懈怠心理。与此同时，与以上所述形成鲜明对照的另外一种情形则表现为，人民法院往往又以现行《民事诉讼法》已对当事人应负举证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为由，对主动调查收集证据采取一种敷衍塞责的推诿态度。应当承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确已规定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主动调查取证之职责，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适用范围乃是一个弹性极大的空间，故其应否调查取证实际上完全任由案件的承办法官自由取舍。事实上，他们也常常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种种堂而皇之且“体面”、“合法”的理由来为自己拒不调查收集证据的失职行为加以开脱。显而易见的是，发轫于审判实践中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又或多或少地强化了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怠于查证的旧有“情结”。从诉讼理论上讲，虽然证据完全由当事人来提供无疑十分契合举证责任的内在机理，但在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健全当事人举证之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到“人民法院为人民”之传统社会心理的巨大拒斥作用，因此立即取消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的查证职责而完全由当事人提供证据，显然是难以切合实际的。由此观之，发生于审判实践中的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对其查证职责的怠于履行，不仅会给相当一部分案件造成认定事实上的根据缺失和裁判障碍，而且也是一种严重失职的违法行为，必须加以纠正。

　　其次，与上已述及的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在查证问题上的“作壁上观”截然相左的是，也有一些法院及其法官往往凭藉其在调查取证方面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随心所欲地“调查收集证据”。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种种形态之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法院及其法官毫无顾忌地公然站在某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而置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于不顾的现象比比皆是。然而，由于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的此类行为往往都被披上了“审理案件的需要”之合法外衣，故而常常使得由此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方当事人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既不敢怒又不敢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之合理性尚不如《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第2款，因为后者毕竟强调了人民法院在调查收集证据时要恪守“依法”、“全面”、“客观”之原则而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

　　再次，从根本上讲，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直接违背了程序正义之基本要求。依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来完成。也就是说，在开庭审理之前，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各种诉讼材料（当然包括证据材料）进行详细的兼具程序性与实体性的双重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需要调查收集证据以及需要调查收集哪些证据。显而易见，如此一来，人民法院便在案件正式开庭审理之前事实上就已经对案件进行了书面审理并由此而形成了关于基本案情的先验性认识，其所谓的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用以加强此前业已形成的案情结论的“理想手段”。既然人民法院早在开庭审理之前即已经对案情有了先入为主的认识，那么，其后所进行的开庭审理等诸项程式统统不过是例行公事地走走过场而已。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诉讼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消解与制约审判权之滥用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件实体结果公正之功能被消蚀得荡然无存，民事诉讼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程序正义自然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最后，人民法院对诉讼证据的主动调查收集直接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严重扭曲了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众所周知，法院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行使诉讼指挥权，不偏不倚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并居中裁判，双方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各执一端而形成攻守关系，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运作模式。在此架构之内，民事诉讼直接表现为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本证与反证之间相互较量的过程，而法院判决的作出亦完全取决于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由于人民法院主动“客串”了当事人之角色，故而使得原本只应有本证与反证这两方之间的直接较量异变成为本证、反证及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所得之证据的三方混战，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对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审判权与诉权之间的良性运作样式也因此而发生了严重的恶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从哪个层面考量，人民法院皆不应有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职权，然而囿于我国目前之国情，完全摒弃人民法院之调查取证（我们在此未用“主动”二字，有无“主动”二字，其所蕴含的意旨则有霄壤之别），也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那么，应当如何解决这二者之间的抵牾并借此厘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呢？我们认为，可以因循以下思路来完成这一任务：

　　首先，改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则为由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审查决定之范式。也就是说，当事人之申请，乃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之先决条件。若无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则不得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当然，人民法院有权对当事人所提出之申请进行审查，以便决定是否接受当事人的申请。

　　其次，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之具体条件。在此类条件的设定上，应当尽可能地做到语义清晰，内涵明了，外延周全，便于操作。

　　再次，建立完整的举证责任制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并使举证责任的履行与否与案件、的裁判结果直接挂钩，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当事人的举证热情。

　　最后，建立健全的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的法律保障机制，使当事人能够通过一切正当的途径与合法的手段及时收集到用以证明其所提主张的相应证据。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本政办发〔2009〕28号

本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本溪市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本溪市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三月十五日
　　　　　　　　　　　　　　　　　　　　　（发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本溪市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规范性文件的管理，维护法制统一，确保政令畅通，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辽宁省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除市政府规章外，市、县（区）、乡（镇）政府及其各部门、有关机构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下统称制定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制定机关的内部事务管理制度、文件（包括人事、行政、外事、财务管理等事务），向上级行政机关的请示、报告、意见，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批复、单纯转发的上级行政机关文件、对具体事项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等，不适用本办法。市、县（区）、乡（镇）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为政府规范性文件；政府各部门、有关机构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下统称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为部门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本市行政区域内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发布、备案及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市、县（区）政府依法履行层级监督职责，对所属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管理。市、县（区）政府法制机构、政府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在本级政府、本部门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
（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授权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的；
（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虽有规定，但规定不具体、不便操作的。
第六条下列机构不得制定规范性文件：
（一）临时性机构；
（二）行政机关内设机构；
（三）行政机关派出机构；
（四）受行政机关委托执法机构；
（五）为完成某项专门任务而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
第七条制定规范性文件不得违反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得违背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决定；不得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范围。
第八条制定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事项，不得设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以及其他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定的事项。制定机关为实施法律、法规、规章，在规范性文件中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义务及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法律、法规、规章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不作重复规定。规范性文件的用语应当准确、简洁；条文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章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第十条制定机关应当对拟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调研论证。
第十一条制定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应当采取书面征求意见或者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
第十二条政府规范性文件可以由政府有关部门或政府法制机构起草，部门规范性文件可以由其内设的相关业务机构或法制机构负责起草。必要时可以邀请或委托相关专家、研究机构起草。
第十三条规范性文件内容涉及其他相关部门职责的，起草部门应当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有必要的可以联合起草。相关部门对规范性文件内容提出重大分歧意见的，起草部门应当进行协调。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和处理情况，应当在起草说明中载明。
第十四条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由起草部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统一审核修改，经部门领导集体讨论通过后，形成送审稿，在发布之前送本级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同意的部门规范性文件不得发布。
第十五条部门规范性文件报送审查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送审的公函；
（二）规范性文件草案；
（三）起草规范性文件的说明；
（四）起草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和决定及其他有关资料；
（五）征求意见的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对部门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并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送审部门。政府法制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的，视为审查同意。提交的材料不符合第十五条规定的，政府法制机构可以要求送审部门在指定的期限内补充有关材料。政府法制机构的受理时间自材料补充齐全之日起计算。争议较大、内容复杂或涉及其他重大复杂问题需进行论证的，论证时间不包含在审查期限内。
第十七条部门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提出不予同意、补充修改或暂缓制定的意见，退回起草部门：
（一）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
（二）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范围的；
（三）文件主要内容违背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以及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和决定的；
（四）没有征求意见以及未与有关部门对重大分歧意见进行协调的。
第十八条送审部门应当按照政府法制机构的审查意见对部门规范性文件送审稿进行处理。送审部门对政府法制机构的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政府法制机构的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说明理由，提请本级政府协调解决。
第十九条政府规范性文件，在正式发布之前应当由政府法制机构审核。政府法制机构对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核后，应当出具书面意见报送本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条除程序性规定、技术性规范和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外，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一般不得超过5年。本办法施行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或实施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清理。
第二十一条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对文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规范性文件内容不需要修改的，制定机关应当发布继续实施该文件的决定；规范性文件内容需要修改的，根据评估情况修订。政府规范性文件由实施机关进行评估，部门规范性文件由制定机关进行评估。政府规范性文件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实施机关的，由主要实施机关进行评估；主要实施机关进行评估时，应当征求其他实施机关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规范性文件应当向社会公开发布。未向社会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市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政府公报和政府信息公众网上公布，重要的规范性文件还应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公布。其他规范性文件应当在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信息公众网上公布。
第二十三条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因保障国家安全、重大公共利益或其他特殊原因需要立即施行的，可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章规范性文件备案
第二十四条制定机关应当自规范性文件发布之日起30日内报送备案。制定机关为多个政府部门的，由起草部门报送备案。政府规范性文件报送上一级政府备案；部门规范性文件报送本级政府备案。
第二十五条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规范性文件备案报告1份；
（二）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5份、电子文本1份；
（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说明1份；
（四）制定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和决定及其他有关资料；
（五）制定机关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
第二十六条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备案材料齐全的，政府法制机构予以备案审查。报送备案材料不全的，不予备案审查。审查规范性文件时，需要制定机关提供相关材料或者说明有关情况的，制定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7日内报送材料或者说明情况。
第二十七条备案审查过程中发现报送备案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未按原审查意见进行处理，或下级政府规范性文件存在违法或者不当情形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向制定机关提出修改或者撤销的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接到处理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自行改正，并将处理情况报政府法制机构。逾期不改正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第二十八条制定机关接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本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提出质疑或者修改建议的，应当予以核实；规范性文件确有违法或不当的，制定机关应当自行改正或者撤销。政府法制机构接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有关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的，转送制定机关核实处理，制定机关应当在10日内回复处理结果；必要时，政府法制机构可直接审查处理。
第二十九条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立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向社会公布经审查予以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第四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市政府部门、县（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备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县（区）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对本县（区）政府部门及乡（镇）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备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制定规范性文件，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建议本级政府或监察机关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二条制定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发现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规定不一致的，应当及时修改或废止。
第三十三条政府法制机构未按本办法规定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核、备案及审查，或者对发现的问题不予纠正的，由本级政府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后果的，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